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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為甚麼只有四卷福音書？為甚麼不是五、七或十二卷？又為甚麼不是只有一卷？」。這不是無聊的問題，因為在基督教開始的前三世紀確實存在一些「內容上互有爭議的福音書在流傳」[1]。為什麼最後只有馬太、馬可、路加與約翰這四卷福音書被正統基督教會所接納？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問：為何新約聖經只有27卷？
我們也知道1945年12月在埃及南部一個小鎮拿戈瑪第(Nag Hammadi)發現了「13卷用埃及科普替文寫成的蒲草紙抄本，其中包括53份文獻，學者一般就稱這批文獻為《拿戈瑪第文庫》」[2]。
《拿戈瑪第文庫》裡就有《真理的福音》、《多馬福音》、《腓力福音》、《埃及人福音》、《馬利亞福音》等多份以「福音」為名的靈知派作品，這些「福音」為何不被接受？文庫裡《雅各密傳》、《約翰密傳》、《保羅啟示錄》、《雅各啟示錄》與《彼得啟示錄》這些冠有「使徒」名稱的靈知派作品[3]為何又不被納入基督教新約正典？
美國作家丹•布朗(Dan Brown)前幾年紅極一時的小說《達文西密碼》也藉提賓爵士之口質疑：「君士坦丁(大帝)出資委託編出一本新的《聖經》，刪去了那些記錄基督人性特徵的福音書，並將那些把基督捧為神一般的福音書給美化修飾。更早的福音書就被禁絕，收集起來燒掉」[4]。
提賓爵士認為基督教新約聖經與耶穌的神性是君士坦丁大帝(274-337年)在第四世紀基於政治目的所編造這說法，其實在《達文西密碼》電影版(2006上映)已被湯姆•漢克飾演的蘭登博士所打臉，他說：「君士坦丁沒有創造耶穌的神性，只是認可已廣為流傳的信仰」[5]。
博克(Darrell L. Bock)博士在《密碼在說謊：揭開達文西密碼的真相》一書也指出：「四福音書是早在尼西亞大公會議之前一百多年，就已在基督徒團體當中被牢牢地確認和認可」，尼西亞會議「只是對已經是教會的主流信念作出確認和正式的承認，而不是為了重新建立教會的信仰」[6]。
至於耶穌的神性，保羅早在福音書成書前所寫的《哥林多前書》(可能寫於54-55年)[7]就說：他和基督徒「只敬拜一位神和一位主耶穌基督(林前八5-6)」，「主這稱謂是指神」，稱耶穌基督為「主」就是「強調祂的神性」[8]。保羅在《腓立比書》(可能成書於55或56年)[9]更是把《以賽亞書》四五23「萬膝必向我跪拜」應用在耶穌身上，宣告耶穌與耶和華「有相同的身分」、「耶穌是耶和華」[10]。
有人也許會引用女性主義聖經研究者的看法，懷疑「做決定的全是男性」，是否因此導致「排除馬利亞的角色」[11]？然而，一如前述成書早於福音書的《哥林多前書》談到基督復活時其實只說主「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林前十五5-6)，並未提到婦女。
成書較晚的福音書在明知女人的見證被當時社會認為「不可靠」下 ，卻仍記載「發現墳墓已空的是婦女」[12]與耶穌率先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說明了四福音關於復活的故事不是出於編造，也沒有刻意打壓女性。
回到四福音(或其他新約正典)為何「勝出」這問題，四福音不但成書時間遠遠早於其他「典外」新約文獻，也被學者認為符合「使徒性」、「正統性」與「大公性」等新約正典形成的準則[13]。
所謂「使徒性」就是出於使徒或與使徒有密切關係，一如斯托得(John Stott)牧師所說的：「是不是使徒所寫的？若不是，那麼這卷書是否出於跟隨過使徒、帶有其權威的信徒之手？或有使徒的認可」[14]。
「正統性」是指該書卷「必須符合使徒所教導的正統」，若「與使徒所教導的有異，就是別的福音，就不能放入正典之中」。「大公性」則是指即使最初「只在受書人的地區被流傳」，但最後仍「得到大部分大公教會的確認」，且這經卷「必須一直被大公教會所認識及使用」(另稱「傳統性」)。
四福音(與其他新約書卷)被主流(正統)教會所接受，不是《達文西密碼》所曲解的「政治力介入」，而是「聖靈在信徒心中的引導」；「聖靈先感動書寫的使徒，聖靈也感動了大公教會的信徒去確認那就是神自己的話語」；巴克萊(William Barclay，1907-1978)教授就說：「新約聖經能夠成為正典，就是因為沒有人能阻止它」[15]。
或許還是有人會覺得，有些「典外」的福音書也「補充」了一些四福音沒有的內容，為何不能納入正典呢？例如《多馬的耶穌嬰孩時期福音》就提到四福音所未記載耶穌12歲前的幼年故事。然而這卷福音與使徒多馬並無關係，而是寫於二世紀末「反映某程度諾斯底主義」的作品[16]。
該福音提到耶穌五歲時在安息日「用軟泥捏成十二隻麻雀」，被指責為何在安息日做這事時，耶穌拍拍手，「麻雀便吱吱喳喳地飛走了」；有次耶穌對某個看不慣的少年惱怒，咒詛他要像「樹木般枯乾」，「那少年立即完全枯乾」。
又有一天有個少年「撞著了他的肩頭，耶穌很氣惱」，便對那少年說：「你不能再往前走」，「少年立即倒下死去」[17]。耶穌不是沒能力行這些奇事，但四福音所見證的耶穌是禁食四十晝夜餓了都不願吩咐石頭變成食物，又豈會濫用神性的能力或亂發脾氣？
也因此類似的「福音」不但來路不明，也不可能是對耶穌真實的見證，只當小說看看就好。哈里森(R.K.Harrison)博士就說，這些材料「全然沉浸於幻想的王國，其內容永遠不會被聰明的讀者接納為事實」[18]。
唯一可能成書稍早(有公元60年、140年、200年三種推測)[19]但流傳、抄寫過程也經歷改變的《多馬福音》(科普替語版收錄於 《拿戈瑪第文庫》)由於可能保留了部分耶穌語錄的原始形式，是新約研究常參考的資料。但《多馬福音》顯然受到靈知主義影響[20]，主角人物雖是耶穌，對門徒的教導卻充滿諾斯底思想。
被譽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新約學者之一的麥慈格(Bruce M. Metzger)教授就指出：即使《多馬福音》可能出現真實的耶穌語錄，仍「必須與同時出現的靈知派和半泛神論因素對照參衡」。他認為「現代讀者的評價無疑支持早期教會的看法，即在《多馬福音》中，好牧人的聲音含糊不清；事實上，它經常被各種補充、甚至是敵對的聲音扭曲，難以辨認出來」[21]。
另外，《雅各原始福音》其實是公元150年後以希臘語寫成，且多數抄本都是十世紀以後。這位作者雖自稱雅各，但「早期教父卻稱其為某位雅各，表示他們質疑作者的自白」。
《雅各原始福音》的目的是要「歌頌馬利亞」，所以把馬利亞說成是在聖殿成長，也把主的兄弟姊妹解釋成是約瑟與前妻所生， 暗示馬利亞永遠童貞的身分。但聖殿居然可以撫養女孩馬利亞，喬基姆因無子女而不准獻祭[22]等細節都遭質疑作者對猶太背景不熟悉，此書的正典身分也早就被清楚地否定[23]。
至於《希伯來人福音》原出處是埃及，提及這文獻的主要是亞歷山大地區的教父，且只有殘片留存。此書反映一些混合色彩的諾斯底主義，早期教父亞歷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150-215)就說「這部福音書由靈知派激發形成」[24]。
值得注意的是《希伯來人福音》「有關耶穌復活後事蹟與最後晚餐的紀載也與正典福音書的記載有出入」[25]，第一位耶穌向他顯現的成了雅各[26]；如此不惜與正典四福音的記載相違背，也顯示其背後顯然有特殊目的。
因《達文西密碼》知名度大增的《腓力福音》就更不用說了，「抹大拉的馬利亞。(..愛)她過於其他(所有的)門徒，(且常常)親她的(....)」[27]這破損不全的經文引起許多遐想，但其實同屬《拿戈瑪第文庫》。雖名為「福音」，卻與正典的對觀福音明顯不同。
《腓力福音》「不是記載耶穌的生平言行、醫病趕鬼或天國比喻等故事，只記載一連串神學哲思的言論」，且學者多認為是「二至三世紀寫於敘利亞的作品」，「所反映的諾斯底思想也很清楚，比方真理和光明的屬靈世界，屬物質的朽壞世界的二元世界觀」[28]。其他作品就不一一細說了，這些典外福音、行傳或著作的內容都已出版，若真的讀了就不難明白為何最後沒有被主流教會接受或甚至被判定為異端。
曾受約翰門徒、士每拿主教坡旅甲(Polycarpus，69－155年)教導的里昂主教愛任紐(Irenaeus，130-202)曾查驗過他那時代包括靈知派在內等觀點，愛任紐和「基督教世界彼此分開的地區有廣泛的聯繫」，這使他肯定使徒「沒有領受到秘傳的知識，也沒有傳過祕密的傳統」，真正的使徒傳統則「通過不間斷的主教統緒傳承下來」。這使愛任紐能「將真理作品與大量次經和可疑作品區別開來」，並「警告增加或減少福音書數目」的人[29]。
耶魯榮休教授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在《讀經的大歷史》舉《多馬福音》為例說明「在基督教運動『規範』之外的群體所使用的書卷」與四福音的顯著差異：《多馬福音》「缺乏耶穌受難與死亡的細節描述，這卻是馬太、馬可、路加以及約翰福音中主要的記載」。
即使是談到耶穌的受難，典外福音與行傳的觀點也與新約正典大相逕庭，「《約翰行傳》描繪了這樣一個場面，耶穌在橄欖山被釘時與約翰講話，解釋說這不過是一場表演」[30]。
《彼得啟示錄》認定「屬天的耶穌沒有在十字架上受苦，而是祂的替身被犧牲了」；《約翰使徒行傳》則認為「走在地上的耶穌是個魅影，只是個表象，並非真正的人類實體」[31]，這些秘密福音書的耶穌和使徒與新約聖經所見證的耶穌不但不同，而且嚴重牴觸。
帕利坎教授便指出：「對於那些覺得正典記載的耶穌生平難以置信或難以接受的人，這些正典外的福音書很有吸引力，但對許多不同宗派的正統基督徒來說，這些新奇的特點，正是早期教會將其排除在正典之外的明證」[32]。
不是所有新約典外文獻都是異端，有些典外作品也曾被教會使用或有參考價值，例如《黑馬牧人書》就曾被廣泛使用，只是「沒有足夠證據顯示是來自使徒的，也不帶著屬於使徒們自己圈子的標誌」，所以未被納入正典。但就像邁克．何頓(Michael Horton)博士所正確指出的：「教會只是承認正典，而不是創造正典」[33]。
阿勒特(Craig D. Allert)教授也認為：「聖靈參與整個篩選、納入、排除、詮釋這些文獻的過程」，「初期的教父認為，聖靈不單藉著那些最後被納入正典的著作動工，也更廣泛地在所有教會正典(準則)中動工」，「聖靈是活生生地在整個群體中動工的」[34]。
我們只接受四卷福音書(或27卷新約正典)，不是因為聖經公會出版的聖經只收錄這四卷，而是因為聖靈在我們內心的見證。正如亞伯丁大學教授韋伯斯特 (John Webster)所指出加爾文的洞見：「誰能說服我們尊敬地接受一本書，而排斥其他的書」，關鍵在於聖靈「內在的見證」。「教會關於正典的行動，是一忠心的贊同的行動」，「對正典的肯定，是教會『順服地擁抱』，擁抱從神而來的東西」，「是羊單單聆聽牧羊人聲音的行動」[35]。
我相信基督徒不一定非得如我查證過「典外」靈知派文獻才得出以上肯定四福音與新約正典的結論，因為「我的羊聽我的聲音」(約十27)，是主的羊一定能認出新約四卷福音書(或整本新約正典)所見證的耶穌才真的是這位好牧人的聲音！
[1] 哈維‧考克斯(Harvey Cox)，《新時代來了，我們該如何讀聖經》，基督教文藝，2017，頁171。
[2] 盧龍光主編，《基督教聖經與神學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頁388。
[3] 羅賓遜&史密斯編、楊克勤譯，《靈知派經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5-7。
[4] 丹‧布朗(Dan Brown)，《達文西密碼》，時報文化，2004，頁269。
[5] 哥倫比亞電影公司&丹•布朗(Dan Brown)，《達文西密碼電影珍藏版》，時報文化，2006，頁117。
[6] 博克(Darrell L. Bock)博士，《密碼在說謊：揭開達文西密碼的真相》，智庫出版，2005，頁141。
[7] 伏斯特(Robert E.V.Voorst)博士，《今日如何讀新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314。黃浩儀博士則認為：「哥林多前書是保羅在主後52至55年停留以弗所的三年期間，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參黃浩儀博士，《天道聖經註釋：哥林多前書(卷上)》，天道出版社，2002，頁14-15)。
[8] 博克(Darrell L. Bock)博士，《密碼在說謊：揭開達文西密碼的真相》，智庫出版，2005，頁143。
[9] 德席瓦爾(David A deSilva)博士，《21世紀基督教新約導論》，校園書房，2013，頁726。
[10] 萊特(Christopher J.H.Wright)博士，《宣教中的上帝：顛覆世界的宣教釋經學》，校園書房，2011，頁112-114。
[11] 哈維‧考克斯(Harvey Cox)，《新時代來了，我們該如何讀聖經》，基督教文藝，2017，頁176。
[12] 賴特(N.T. Wright)博士，《神兒子的復活》，校園書房，2016，頁772-773。
[13] 郭文池博士，《系統神學：聖經論》，宣道出版社，2010，頁288-290。
[14] 斯托得(John Stott)牧師，《認識聖經的八堂課》，校園書房，2012(修訂二版)，頁198。
[15] 郭文池博士，《系統神學：聖經論》，宣道出版社，2010，頁288-290。
[16] 黃根春博士主編，《基督教典外文獻：新約篇第一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1，頁94-95
[17] 黃根春博士主編，《基督教典外文獻：新約篇第一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1，頁96。
[18] 菲利普·W.康福特(Philip W.Comfort)編，《聖經的來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75。
[19] 黃根春博士主編，《基督教典外文獻：新約篇第一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1，頁188。
[20] 羅賓遜&史密夫編，《靈知派經書(卷上)》，道風書社，2000，頁152-153。
[21] 布魯斯M.麥慈格(Bruce M. Metzger)，《新約正典的起源、發展和意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252-253。
[22] 《雅各原始福音》8節：「馬利亞在殿中就像鴿子一樣被養育」，9節：「約瑟回答他道：我已有兒子」， 2節：「你(喬基姆)不配先向神獻祭，因為你沒有為以色列生下一子一孫」。
[23] 黃根春博士主編，《基督教典外文獻：新約篇第一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1，頁74-75。
[24] 布魯斯 M.麥慈格(Bruce M. Metzger)，《新約正典的起源、發展和意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128。
[25] 黃根春博士主編，《基督教典外文獻：新約篇第一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1，頁21。
[26] 《希伯來人福音》13節：「主把細麻布交給祭司的奴僕後，便到雅各那裏向他顯現」。
[27] 羅賓遜&史密夫編，《靈知派經書(卷上)》，道風書社，2000，頁183。
[28] 黃根春博士主編，《基督教典外文獻：新約篇第二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1，頁61。
[30] F.F.布魯斯(F.F.Bruce)，《聖經正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154-159。
[31] 菲利普·W.康福特(Philip W.Comfort)博士編，《聖經的來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77
[32] 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教授，《讀經的大歷史》，校園書房，2010，頁128-129。
[33] 邁克．何頓(Michael Horton)博士，《基督徒的信仰：天路客的系統神學》，美國麥種傳道會，2016，頁204。
[34] 阿勒特(Craig D. Allert)教授，《聖經不是從天掉下來的？》，基道出版社，2015，頁251。
[35] 韋伯斯特 (John Webster)教授，《聖經：一個教義式的勾畫》，基道出版社，2010，頁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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