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語言學與《聖經》翻譯
在《聖經》翻譯的發展中，旺德利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有兩項成就最為人所熟悉，一個是《西班牙文大眾譯本》，另一個是他在一九六八出版的著作，名為《為大眾而設的聖經譯本》（Bible Translations for Popular Use）。這部著作非常清楚地說明，翻譯員若要採用通用語言或大眾語言翻譯《聖經》，應當遵循怎樣的原則。旺德利還提出，聖經公會應當優先支持通用語言和大眾語言的《聖經》譯本。因著旺德利的提議，聖經公會在許多地區都只翻譯和出版這一類的《聖經》譯本。
一九五○年，奈達參與了《賴納－瓦萊拉西班牙文譯本》（Reina-Valera Spanish Bible）的修訂工作。《賴納－瓦萊拉譯本》是當時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的基督新教徒最普遍使用的譯本。開始修訂這個譯本之前，美國聖經公會出版過另外一個西班牙文譯本，名為《美洲西班牙文譯本》（Hispano-Americana）。這個譯本基本上依據一九○一年出版的《美國標準譯本》（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翻譯而成，可是，一般讀者很難讀得懂，而對一直使用《賴納－瓦萊拉譯本》的大部分保守教會而言，又過於前衛。因此，奈達協助開展了一項修訂計劃，對《賴納－瓦萊拉譯本》進行大幅度的修訂。參與這個項目的共有一百四十名顧問，外加一個六人組成的編輯委員會。*註11h4>
*註11-North，〈尤金．奈達的成就〉，頁xvi。
《賴納－瓦萊拉譯本修訂本》在拉丁美洲廣受歡迎，不過，奈達和旺德利卻沒有就此滿足。在修訂本問世期間，奈達正在構思動態相符的翻譯原則，而旺德利也在思考翻譯工作的社會語言學原則。旺德利在想，有沒有可能翻譯出一個連一般大眾也可以使用的《聖經》譯本；而奈達的想法與他不謀而合，也正開始推廣這種理念。於是，兩人策劃出版一個全新的西班牙文《聖經》譯本，要讓沒有受過神學訓練的普羅大眾都可以使用。一九六○年，美國聖經公會翻譯委員會正式批准開展這項計劃（美國聖經公會翻譯委員會會議記錄〔1960年5月27日〕），由旺德利領導這項翻譯工作。一九六六年，就在《現代英文譯本新約聖經》出版前的幾個月，《西班牙文大眾譯本》終於問世。就連布拉徹也認為，這個西班牙文譯本對他翻譯《現代英文譯本》的工作影響甚深。
一九六八年，旺德利出版了《為大眾而設的聖經譯本》，書中談到了大眾語言譯本和通用語言譯本的區別。旺德利認為，大眾語言譯本主要採用一般人平常使用的普通語言，例如在家裏或在市場上用到的語言；而通用語言譯本則只能採用不同群體的人都能理解的詞彙和語法形式。譬如，老年人和年輕人講話風格就很不同，老年人說話常常夾雜一些古語或過時的語言形式，年輕人則用許多俚語和流行一時的新詞語。通用語言譯本使用大家都能理解的語言形式，既能避免用語過於陳舊，年輕人不明白；又能避免用語過於新潮，老年人讀不懂。
有時候，一種語言有許多不同的方言，而通用語言的原則也照樣適用於這種情況。翻譯員在翻譯通用語言譯本的時候，不是只用某個方言區特有的語言形式，也不是從幾個方言區各取一些形式來用，而是只採用大家普遍都能理解的語言形式。
不過，大多數人都分不清大眾語言譯本和通用語言譯本的區別，常常混淆。就連聖經公會的人員，當說到「通用語言譯本」這個詞語的時候，也是有時候指通用語言譯本，有時候又指大眾語言譯本。但是，區分大眾語言和通用語言的這種社會語言學方法，卻成了奈達翻譯理論中關鍵的部分，亦是聖經公會實踐翻譯的重要方法。
語段與翻譯
說到語段的翻譯問題，無論是《翻譯科學探索》，還是後來的《翻譯理論與實踐》，都沒有超出句子的層面來處理語段的問題。《現代英文譯本》雖然在一些地方也會調動兩三節經文的次序，把經文內容重新組合，但是基本上，整個譯本還是局限在句子的層面。*註12
*註12-一九六九年，筆者向《聖經翻譯員》期刊投了一篇文章。筆者在文中提議，就像我們可以把句子拆分成較小的語意單位，也就是核心句來加以分析，同樣，在更闊的層面上，我們也可以考慮語段內部的連貫性和一致性，至少應當把文本分析提升到段落的層面上來。雷伯恩是當時的編輯，他把這篇文章送去給奈達審閱。奈達認為，如果翻譯要考慮文本的語段，就像「把整罐蟲子都放出來」（來自雷伯恩的回覆〔1969年〕），而事實上，翻譯員根本沒有能力來處理這個問題。所以，這篇文章最終被退回。
首先向翻譯顧問團隊提出語段問題的重要性的，應該是斯莫利。斯莫利是一位沉厚寡言的學者，也是一位出色的教師，他廣泛研究過社會語言學和語段分析問題，後來更專注於研究語段的翻譯問題。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五年的「三年一度的全球翻譯研討會」（Triennial Translation Workshop，簡稱TTW）中，斯莫利概述了從語段層面處理意義的必要，並提出一個實際應用的框架。奈達曾經說，要在翻譯中處理語段問題，那簡直就像「放出整罐蟲子」。如果套用奈達的說法，斯莫利不僅放出了整罐蟲子，而且還提出了對付蟲子的手法，就是指出語言學可以為翻譯員提供處理語段問題的洞見和方法。今天，許多翻譯顧問都把分析語段結構作為訓練翻譯員的起點。
《翻譯理論與實踐》並沒有排除分析語段結構的可能性，只是沒有去談這個問題。事實上，一旦語言學家建立了一套方法並且能夠有條理地分析語段，就能夠把語段分析整合到動態相符的翻譯方法之中。翻譯員首先分析源語文本的語段，並把分析所得的語段信息轉換成譯入語，然後在重構階段，再運用他們對語段結構的知識，把這些信息在譯入語中重構成連貫一致的文本。動態相符這種方法本身有足夠的彈性，完全可以整合語段層面的分析。後來有些《聖經》譯本，如美國聖經公會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當代英文譯本》（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就是依照這種方法翻譯的。
翻譯顧問訓練和作顧問的資格
隨著奈達招募的翻譯顧問越來越多，他開始定出擔任翻譯顧問的最低要求。例如，奈達規定，翻譯顧問必須對語言學、《聖經》語言、《聖經》研究以及人類學或文化研究方面有一定的認識，並在其中一個方面擁有博士學位。同時，翻譯顧問應具備在「工場」上工作的經驗，而且至少要熟悉他們工作地區的一種語言。
當然，很少人能符合所有條件。因此，奈達一般會採用折中的方法，就是聘用符合大部分條件的人，先送他們到工場工作一段時間，再想辦法幫他們達到學術上的要求。如果是《聖經》學者，就讓他去修讀一個夏季、甚至是一年的語言學課程；如果是語言學家，就讓他去進修一年《聖經》研究。
奈達最初招募翻譯顧問基本都是這麼做的，皮科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六十年代初，皮科克還是一名《新約》教授，在美國堪薩斯州堪薩斯市的中西部浸信神學院（Mid-Western Baptist Seminary）執教。當時，由於學院開除一名教授，引發了全校的論爭。皮科克也因為這件事向校方請辭，以示抗議。布拉徹向奈達推薦皮科克，認為他也許是翻譯顧問的合適人選。奈達碰巧受邀去該校演講，就在那裏見了皮科克。後來，皮科克送奈達去機場，奈達就問他：「如果讓你去非洲工作，你覺得怎樣？」
皮科克說他可以去。於是，美國聖經公會在一九六三年聘用了皮科克。不巧，神學院的那次風波令皮科克的名字出現在一本非常有名的雜誌上。這可不太妙，他加入美國聖經公會的事兒似乎也會因而蒙上陰影。皮科克知道奈達在為這事難過，就問奈達，他應否請辭。奈達回答說：「不、不、不，我想你去非洲工作。你不如乾脆暫時離開這個國家。」（來自與皮科克的訪談〔2001年10月11日〕）
皮科克就這樣加入了美國聖經公會。不過，他首先還是進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學了一段時間語言學；當時，語文研究院每年都在俄克拉何馬大學開課。然後，奈達就派他去西非的上沃爾特，也就是今天的布基納法索，在首都瓦加杜古（Ouagadougou）學習穆爾人（Mooré）的語言。這以後，他才完全承擔起翻譯顧問的工作。
在培養翻譯顧問方面，奈達和美國聖經公會還用過一個方法。有一段時間，他們招募一些看來很有潛質的年輕人，幫助他們完成研究生課程。芒登克屬於最早的一批學生。芒登克的父母在印度宣教，他在一九六三年畢業於俄勒岡州的一所院校。芒登克原想作教師，但後來發現，以他二十歲的年齡，還未符合資格。於是，他開始一邊找事做，一邊等到夠年齡拿教師執照。芒登克的一位數學教授很久以前與奧西婭．斯普拉格（Althea Sprague）一起共事；那時候她還沒有和奈達結婚。奧西婭結婚後，兩人也一直保持聯絡。這位教授透過奧西婭聯繫到美國聖經公會，把芒登克介紹給他們。奈達就安排芒登克先在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接受入門訓練，看看他有沒有潛質。結果，芒登克表現得很出色，於是，奈達又安排他進入哈特福德神學院（Hartford Seminary Foundation），攻讀語言學研究生課程。後來，美國聖經公會又全數資助他進康奈爾大學進修。一九六五年，芒登克開始支薪，把他作為學生的研究工作與工場上的翻譯工作結合起來（來自與芒登克的訪談〔2000年6月30日〕）。
芒登克一直留在聖經公會工作，然而，其他大部分同樣獲得獎學金的年輕人卻沒有成為翻譯顧問。因此，這個培訓翻譯顧問的計劃就擱置了。後來，這種培訓的方法又恢復過來，但卻改為從發展中國家招募學生，訓練他們成為當地的翻譯顧問。
物色更多翻譯顧問
在奈達的翻譯顧問團中，有兩個人經常協助他，他們就是威廉．雷伯恩和他的妻子瑪麗．雷伯恩（結婚前名叫瑪麗．費策爾〔Marie Fetzer〕）。費策爾小姐原本在惠頓學院教授人類學，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美國伊利諾斯州的爾巴那（Urbana）舉行大學聯校宣教大會（InterVarsity missions conference），奈達應邀去作其中一位講員，費策爾就在那裏認識了奈達，並向奈達表示有興趣參與宣教工作。一九五○年夏天，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在俄克拉荷馬州的諾曼市（Norman）開課，費策爾正趕上報名，結果就在語文研究院與威廉．雷伯恩邂逅，當時威廉亦正在修讀語言學和人類學。*註13
*註13-由於筆者未能親自訪問雷伯恩夫婦，對筆者的許多問題，雷伯恩都是用電子郵件來回覆的。他非常慷慨，連自己未出版的自傳也拿出來與筆者分享。
雷伯恩曾任美國海軍陸戰隊中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太平洋上擔任海軍排長。日本投降後，他被調往日本長崎縣佐世保市的一個工程部隊。雷伯恩的童年時代是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度過的，在那裏，他接觸到許多講西班牙語的人和美洲原住民。因此，雷伯恩從小就對語言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關島和日本服役期間，雷伯恩兒時對語言的熱愛並沒有間斷，他熱衷於學習當地的語言。此外，雷伯恩還很有興趣參與宣教和《聖經》翻譯工作，退役後，他就進了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攻讀語言學博士的學位。一九五○年，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在俄克拉荷馬大學開課，雷伯恩就報了名。
一九五○年下旬，奈達邀請費策爾代表美國聖經公會赴利比里亞工作。但那時，她和雷伯恩正在熱戀，因而拒絕了這個機會。一九五一年九月，瑪麗和威廉結婚，奈達再次提出去利比里亞工作的事，不過這一次，他是建議雷伯恩夫婦一起去。不巧的是，他們已經計劃好，要去厄瓜多爾的魁楚亞人中間工作。在厄瓜多爾，夫婦兩人住在當地的印第安人中間，並肩工作，表現得非常出色。他們一起分析魁楚亞語，編寫人種誌資料（就是對各種人種文化的科學性描述），幫助好幾個機構的宣教士了解魁楚亞人的文化。夫婦倆寫下大量有關他們工作的專文，寄給奈達，給奈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年後，奈達探訪他們，邀請他們去阿根廷協助一個門諾會（Mennonite）宣教團在托巴人（Toba）中的事工。任務完成後，奈達又請他們前往中美洲，在米斯基托族印第安人中作一項種族語言學的調查。後來，雷伯恩夫婦與長老會簽約三年，前往喀麥隆工作。三年後，奈達又找他們。這一次，奈達請他們隨美國聖經公會返回喀麥隆。一九五九年，威廉．雷伯恩正式加入美國聖經公會，並被送往普林斯頓神學院學習《聖經》研究。
威廉．雷伯恩對《聖經》翻譯最重要的貢獻在文化領域。他經常在《實用人類學》期刊發表文章，對宣教士和其他基督徒工作者來說，這些文章都是非常實用的知識，不僅能幫助他們更善於與不同文化的人溝通，而且能幫助他們改進自己的翻譯。至於瑪麗．雷伯恩，則在《實用人類學》擔任書評編輯長達六年，直到聖經公會停辦這份期刊。這期刊最後是由美國宣教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Missiology）接辦，改名為《宣教學》期刊（Missiology）。
雷伯恩是講故事的好手，他知道怎樣把故事用於教學，同時也堪稱一名優秀的「外交官」。一直以來，美國聖經公會、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以及荷蘭聖經公會都各自為政，在《聖經》翻譯工作上，只管那些與該國有歷史淵源的國家。直到一九六七年，全球的《聖經》翻譯工作開始由聯合聖經公會統籌，這就需要有人來指導過渡期的《聖經》翻譯工作。這個任務非常艱巨，而事實證明，雷伯恩是最理想的人選。
洛溫（Jacob A. Loewen）也是先以短期合約的形式，為奈達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才正式加入美國聖經公會。他跟奈達的初次見面要追溯至一九四五年。那一年，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第一次在加拿大開課，地點是薩斯喀徹溫省（Saskatchewan）的布賴爾克雷斯特（Briercrest），洛溫就在那裏認識奈達。洛溫和夫人安妮（Anne）大學畢業後，門諾教會差派他們前往南美宣教，後來他們返回北美，在他泊學院（Tabor College）執教。後來，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在加拿大的多倫多和紐約的斯托尼波因特（Stony Point）開課，奈達曾邀請洛溫來幫忙培訓宣教士。後來，聯合門諾會（United Mennonite Mission）請奈達為他們在印度的工作做一個調查報告，奈達就把這個任務轉給了洛溫。
洛溫完成了印度的工作，又回到南美，打算在巴拉圭宣教。一九六四年，奈達邀請他加入聯合聖經公會，擔任南美洲的翻譯顧問。洛溫夫婦起初還是在美國居住，但從一九六五到一九七○年，他們移居秘魯首都利馬（Lima），之後又轉到非洲地區。
泰伯是美國聖經公會另一位傑出的翻譯顧問，也是奈達邀請他加入的。泰伯的父母在中非共和國宣教，他自幼能講桑戈語（Sango）、法文和英文。他的父親除了行醫之外，還是一名《聖經》學者，曾經參與桑戈語《舊約聖經》譯本的翻譯項目；他的母親在《聖經》研究和語言方面也有濃厚的興趣。泰伯初次遇見奈達的時候，還是布賴恩特學院（Bryant College）的學生。當時，奈達需要作單一語言示範（monolingual demonstration），*註14就請泰伯作為桑戈語的本土語言人士為他提供該語言的材料，兩人就此相識。
*註14-在這種練習中，語言學家要找一個能說某種語言的人，這種語言必須是語言學家不認識的，而且這個人在一般情況下不說語言學家所說的語言。語言學家會跟這個人交談，然後從他的回答中抽出一些話，用作分析。在一兩個小時之內，語言學家就能夠發現這種語言的很多特性。派克和奈達常常用這種示範來證明語言學在工場上的價值。
泰伯跟父母一樣，也在中非共和國作過宣教士，後來又到哈特福德神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專攻語言人類學和非洲研究，師從格利森（H. A. Gleason）博士。格利森博士是美國聖經公會董事會的成員；一九六六年，泰伯完成博士學位以後，奈達邀請他加入美國聖經公會，多少是受了格利森博士的影響。雖然聖經公會指派泰伯負責好幾個研究項目，但他的主要工作還是與奈達合著《翻譯理論與實踐》這本書。
《翻譯理論與實踐》的英文版面世以後，泰伯又與瑞士的馬戈（Jean-Claude Margot）牧師合力把這本書譯成法文。之後，他回到非洲，在西非和《聖經》翻譯員一起工作了四年。
六十年代中，奈達開始物色人選編纂一部希英詞典，供翻譯員翻查希臘文詞彙，皮科克就向奈達推薦了紐曼。皮科克在一九五八年離開南方神學院，紐曼是他的學生。一九六三年，奈達邀請紐曼來紐約，與他討論編纂詞典的計劃。奈達希望詞典大約有兩百頁，要在兩年內完成，他願意以時薪3美元來聘用紐曼。奈達如此慷慨，讓紐曼覺得不好意思，他說薪水太高了。最後，紐曼接受了每小時2.5美元的薪酬。正如奈達所願，詞典在兩年內編纂完成，共有二○四頁。
在紐曼編纂詞典期間，奈達曾經到密蘇里州探訪他，一來想看看詞典的進展情況，二來因為一九六五年在肯尼亞的利穆魯（Limuru）有一個翻譯員訓練課程，奈達想邀請他幫忙。利穆魯這個地方靠近赤道，紐曼以為那兒肯定很炎熱，卻沒想到此地位於海拔七千英尺（約二千一百米），非常寒冷。幸好他還帶了一套保暖內衣，要不然可真要冷得打顫，因此，整整一個月裏，白天晚上都穿著它。
一天晚上，翻譯工作坊結束後，奈達帶了全體工作人員去首都內羅畢（Nairobi）看電影，是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主演的《窈窕淑女》（My Fair Lady）。第二天，工作坊中一名女宣教士對奈達說，昨天晚上所有工作人員都不見了。奈達知道她觀念保守，不大認同看電影這樣的娛樂方式，就回答說：「對，我們去上了一堂語音學視聽課。」（來自與紐曼的訪談〔2000年6月30日〕）
利穆魯翻譯工作坊結束以後，奈達邀請紐曼加入美國聖經公會，擔任菲律賓的翻譯顧問。紐曼先在哈特福德神學院上了幾門課，一九七六年元旦那天才到達菲律賓，開始當地的工作。那一年，在菲律賓聖經公會一名華裔同工楊惠容女士（Rosario Yu）的幫助下，紐曼舉辦了一次翻譯工作坊，主要討論菲律賓的六種主要語言。次年，紐曼又在呂宋島西部的碧瑤舉辦大規模的翻譯工作坊，整個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翻譯員都應邀而來。*註15
*註15-筆者和阿理奇亞在被奈達錄用之前都參加了這次翻譯工作坊。
紐曼在菲律賓工作多年，後來又轉到馬來西亞和印尼，把大部分時間投放在出版當地官方語言的通用語言《聖經》譯本上。後來，紐曼夫婦由於家庭的原因，搬回美國密蘇里州居住，但紐曼仍然穿梭於東南亞各國，協助那裏的翻譯項目。除了在上述這些地區工作以外，紐曼也曾加入《現代英文譯本》的舊約譯本委員會，並應奈達的邀請，承擔起為翻譯人員編寫「解經翻譯指南叢書」的任務。紐曼起初是跟奈達一起編寫，後來又和其他翻譯顧問合作，成為撰寫了最多部「指南」的解經部分的作者。
《當代英文譯本》
紐曼身上有一種卓越的創造才能，無論是他編寫的「解經翻譯指南」，還是發表在《聖經翻譯員》期刊中的大量專文，還有他負責的種種譯本，尤其是馬來語和印尼語《聖經》譯本，無不展示出這種創造才能。他尋找新方法，化解了一段又一段經文中的翻譯難題。這些譯本、專文成了許多語種的翻譯員效法的範本和楷模。難怪後來，當奈達有新的構思時，他會找紐曼幫忙，而這個構思也最終演變成一個新的《聖經》譯本，也就是《當代英文譯本》。正是這個新譯本，讓大家牢牢地記住了紐曼這個名字。
一九八四年，「三年一度的全球翻譯研討會」在德國的斯圖加特（Stuttgart）舉行。奈達建議，由他和紐曼合作，翻譯一部文學性較強、適合禮拜儀式用的英文譯本。但是，美國聖經公會當時並不覺得需要優先考慮這事情。於是，聯合聖經公會統籌全球《聖經》翻譯事工的負責人找到美國聖經公會的人員，跟他們討論這個計劃，然後建議讓紐曼和奈達改為翻譯一部兒童《聖經》譯本。其實，美國聖經公會以前也曾考慮類似的計劃，但從未落實去做。因此，他們很快就接受了這個提議，並徵求奈達和紐曼的意見。
奈達和紐曼接受了這個提議，立即開始研究兒童文學，嘗試翻譯這本專供青少年和兒童使用的《聖經》。起初，他們的合作方式是兩人各自翻譯出部分草稿，然後找個地方碰頭，花上幾個星期的時間，一起修改草稿，地點通常是在拉丁美洲的波多黎各（Puerto Rico）。兩人的妻子也常跟他們在一起，由紐曼的妻子珍．紐曼（Jean Newman）負責把草稿輸入電腦。幾次以後，兩人發現，如果先由紐曼譯出草稿，然後大家一起修改，效果會更好。後來，又有其他譯者加入，但從始至終，紐曼都是最主要的譯者，而他在翻譯計劃初期就從聯合聖經公會轉入了美國聖經公會。
美國聖經公會先出版了一本四福音故事集，反響出乎意料的好。這些故事雖然是為兒童翻譯的，但顯然成年人也很愛讀。他們原是翻譯一部兒童用的譯本，結果卻轉移了目標，改為一部家庭用的譯本。譯本的《新約》部分於一九九一年出版，名為《當代英文譯本》，書名則定為《給今日家庭的聖經》（Bible for Today's Family）。
一九九五年，《當代英文譯本》全本《聖經》問世，在美國和其他英文地區廣受歡迎。這個譯本所以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紐曼和其他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不僅強調讓任何年齡的讀者都讀得明白，而且強調讓大家都聽得明白。他們關心的是譯文讀出來的聲音和節奏，這樣，當家庭成員或教會聚會朗讀經文的時候，大家就很容易跟上，而不必一邊聽，一邊眼睛還得盯著手上的《聖經》了。
培養翻譯顧問團隊
奈達那隊由專家組成的翻譯顧問團日漸成熟，到一九六八年為止，各工場上加起來已經有十三名翻譯顧問。*註16這十三位顧問當中，除了包括奈達在北美招募的顧問外，還有幾名來自荷蘭、英國、澳洲的顧問，以及印度聖經公會和印尼聖經公會的同工。奈達始終堅持不懈，鼓勵團隊不斷發展。可是，對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來說，發展顧問團尤其困難，因為他們還是依賴倫敦的審稿人員來審核譯稿。不過，在奈達和其他人的敦促下，從六十年代末，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也開始向工場派駐翻譯顧問。史蒂文森（Roland Stevenson）就是最早派出的顧問，他是英國聖公會傳教會（或譯英國海外傳道會）（Church Mission Society）差往蘇丹的宣教士，曾在喀土穆大學（University of Khartoum）任教。他加入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後，就移居肯尼亞的首都內羅畢，負責從中東到非洲最東面的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下至非洲東南部的坦桑尼亞和馬拉維（Malawi）整個地區的翻譯顧問工作。
*註16-聯合聖經公會的翻譯顧問都是《聖經》研究或語言學等領域的專家，負責監督世界各地主要的《聖經》翻譯項目。
奈達發現，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說服聯合聖經公會翻譯委員會（UBS Committee on Translation），*註17讓他們改變方針，不再依賴審核譯稿的人員，而是派駐翻譯顧問在工場上工作。方法就是，從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中找一個人來統籌聯合聖經公會的全球《聖經》翻譯事工。結果，卡爾肖（Wesley Culshaw）接受了這個職位。卡爾肖以前在印度宣教，具備國際視野，思想開明，對很多事情的立場與他在倫敦的上司截然不同。卡爾肖擔任統籌的職務多年，表現出色，直到有關的工作轉為由聯合聖經公會各地區負責為止。
*註17-這委員會後來改名為「聯合聖經公會翻譯小組委員會」（UBS Subcommittee on Translation），參本書，頁91（邊碼）。—譯注
慢慢地，奈達和翻譯顧問團隊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建立了一份深厚的情誼。其實翻譯顧問之間甚少碰面，如果在同一個洲，也許一年能見一次；否則的話，就只能在「三年一度的全球翻譯研討會」中見面了。儘管如此，大家都很有歸屬感，感覺就像在一個團契裏面，而奈達就是團契的核心。奈達總是與團隊分享他個人的顧問材料，培養出不分彼此的團隊精神。
無可否認，奈達招募的這些翻譯顧問都為《聖經》翻譯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每一位顧問都知道，他們是在拓展或實行奈達從前開始的工作。就算他們寫了一些東西，是奈達以前沒有寫過的，就算他們有的在做影音媒體的工作，而沒有做出版，但是他們仍然在奈達已經開創的領域內，用奈達找到的方法工作。有的人是直接與奈達合作，如泰伯那樣跟奈達一起編寫《翻譯理論與實踐》；至於大部分人，卻沒有這樣直接與奈達合作過。
在一切《聖經》翻譯的研究、寫作和翻譯顧問工作中，奈達就是核心。這不僅因為奈達親自招募人員並管理整個翻譯顧問團隊，也因為他盡心盡力，指導團隊成員的工作。奈達用各種方式指導他們，最重要的，就是他無論何時遇見哪一位翻譯顧問，都會跟對方討論他們正在研究或寫作的東西。奈達會建議對方需要注意哪些範疇，聽他們介紹自己的工作，並且給對方回應。他會閱讀對方寫的書稿或專文，給他們提供一些有用的意見，也會建議哪個出版社比較合適；不只一次，他甚至替那些翻譯顧問與出版社接洽。很多時候，出版社向奈達約稿，奈達就會推薦某某同事，說他也可以寫這篇東西。此外，奈達還會跟整個團隊討論他們的顧問工作，告訴他們遇到各種情形的時候該怎樣處理。
奈達除了指導翻譯顧問的研究和寫作以外，還跟他們分享自己的「閱讀隨筆」（Relevant Ramblings）。奈達有一個習慣，如果他讀到甚麼好文章或好書，認為值得跟工場上的翻譯顧問分享，他就會寫下對這篇文章或這本書的評介，每隔數月一次，發佈給工場上的顧問。這些都不是甚麼客觀的學術評論，不會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很多時候，這些都是奈達自己的主觀看法。奈達在《閱讀隨筆》這份內部刊物中坦誠表達自己的觀點，隨意引用那些書本中的內容。這樣，翻譯顧問收到這些「隨筆」後，就可以基本了解那些書的內容，大致知道對自己的工作有沒有用處。後來，又有其他翻譯顧問分享自己的「隨筆」，但奈達一直都是主要的執筆者，直到一九八四年，他才把這個責任交給聯合聖經公會全球聖經翻譯事工統籌（Translation Services Coordinator）的辦公室。
奈達不僅指導翻譯顧問的工作，還向翻譯員提供學術書籍，使他們有機會接觸《聖經》注釋書和其他輔助工具書，幫助他們做好翻譯工作。一九五三年，美國聖經公會成立聖經翻譯員圖書館（美國聖經公會翻譯委員會會議記錄〔1953年4月22日〕），翻譯員可以從這裏借書，需要借多久就借多久。後來，奈達開始派翻譯顧問到工場上，他又撥給每個顧問一筆買書的經費。翻譯顧問可以在經費允許的範圍內，通過美國聖經公會的辦公室，訂購他們需要的書籍或期刊，作為自己的藏書，供他們個人使用，或者借給當地的翻譯員。鑑於工場上的大多數翻譯顧問都無法找到好的圖書館或書店，奈達訂立這些措施，就可以確保他們能掌握各自的工作領域的最新動態。
「三年一度的全球翻譯研討會」
雖然奈達有很多方式幫助翻譯顧問，不過，這些顧問最好的學習機會還是「三年一度的全球翻譯研討會」。研討會從一九五五年開始舉辦，那一次，會議持續了一個星期，只有五個人參加。大家發現，這樣的會議對他們的幫助很大，於是繼續舉辦後來的會議。一九五七年，奈達邀請所有全職協助翻譯員的人員，無論是來自美國聖經公會，還是其他聖經公會的，都到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格林威治（Greenwich），在他家的客廳裏聚會三週。三年後，在一九六○年九月十九日至二十八日，又舉行了另一次會議。不過，這次來的人太多，奈達的客廳已經容不下，會議地點只好改到賓夕法尼亞州的艾可湖（Echo Lake）（美國聖經公會翻譯委員會〔1961年1月9日〕）。雖然奈達的客廳裏已經有過兩次這樣的聚會，但大家一般認為，「三年一度的全球翻譯研討會」是從艾可湖的這次會議正式開始的。
一九六九年，第四屆研討會在西班牙的埃爾埃斯科里亞爾（El Escorial）舉行，約有三十人參加；到二○○○年，在西班牙的馬拉加（Malaga）研討會上，已經有一百二十多人。*註18
*註18-其他研討會的年分和地點如下：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五年在瑞士的魯西利康（Rüschlikon）；一九七八年在泰國曼谷；一九八一年在克里特島的哈尼亞（Chania）；一九八四年在德國的斯圖加特；一九八七年在美國西弗吉尼亞州的哈珀渡口（Harper's Ferry）；一九九一年在津巴布韋的維多利亞瀑布城；一九九四年在泰國清邁；一九九七年在墨西哥的梅里達（Mérida）；二○○三年在巴西伊瓜蘇瀑布（Iguassu Falls）。〔二○○六年在非洲肯尼亞的蒙巴薩（Mombasa）舉行的一次，出席人數有一百五十多位。一九六三年並沒有舉行這個研討會，主要是因為大型的工作坊在該年已經在世界各地舉行；而一九六六年的研討會亦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艾可湖舉行。—譯注〕
早期的全球翻譯研討會有時候長達三週，如今都只開兩週。在首四次會議中，奈達每次都會介紹他正在寫作的書稿，讓大家批評指教；當然，對大家來說，這也是一個學習過程。在一九六九年的研討會上，奈達和泰伯詳細介紹了《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初稿，得到許多的回應；一九七二年，斯莫利在研討會上介紹他的一本書稿，內容有關語段與翻譯的問題。接下來的幾屆研討會，其他的翻譯顧問拿出其工作或研究成果與大家分享。這種切磋交流的方式使翻譯顧問在學問上大有進益，大家都喜歡這樣的分享，覺得那是整個翻譯顧問團隊重要的一段時間。
在一九八一年的全球翻譯研討會，奈達要求每個翻譯顧問介紹一篇自己的文章，這個傳統就這樣一直延續下來；直至今天，每位出席的翻譯顧問都必須預備一篇文章向其他同事發表。事實證明，這對翻譯顧問很重要，他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與同事分享他們的研究和寫作。大會先定好研討會的主題和個別專題，然後由不同的小組去研究不同的專題。很多時候，在研討會正式舉行之前，各小組之間已經好幾次交換看過一些資料。不同小組研究的領域各不相同，例如，有的翻譯顧問長期研究用不同媒體翻譯《聖經》，有的專門研究詩歌的翻譯，有的專注於解決《舊約聖經》難題，還有的專門研究《舊約聖經》的經文校勘問題。
「三年一度的全球翻譯研討會」成了一種動力，推動著這些研究項目不斷進展，產生出大量的書籍和專文。有許多專文後來在《聖經翻譯員》期刊中刊載，還有的見於「聯合聖經公會專論系列」（UBS Monograph Series）或其他學術期刊。
早期參加研討會的人幾乎都來自聖經公會。有一兩次，特別是一九七二年的那一屆研討會，大會也曾嘗試邀請聖經公會以外的學者參與。不過，這沒有成為全球翻譯研討會的特色，直到一九九一年在津巴布韋的維多利亞瀑布城（Victoria Falls）的會議。當時，聯合聖經公會覺得需要開闊翻譯顧問的眼界，讓他們多了解《聖經》研究和翻譯理論的最新趨勢，就邀請了一些學者赴會。研討會上，受邀學者與大家分享了一系列的專文。事實證明，除了翻譯顧問之外，再邀請一些學者參與研討會，不僅可以結合雙方豐富的學術資源，而且可以互相啟發，產生出豐富的成果。布默夏恩（Tom Boomershine）博士是一位專門研究《新約聖經》和媒體方面的教授，參加過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四年的研討會，他說：「到目前為止，在我參加過的所有學術會議中，這兩次研討會給我的啟發最多。」（來自與布默夏恩的交流）
翻譯員的好幫手：《聖經翻譯員》期刊
奈達為要推廣他的翻譯方法，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寫作。他和同事們發現，大多數翻譯員都不會讀學術期刊上面刊載的專文；翻譯員需要更實用的期刊，刊載的文章要專門針對他們遇到的翻譯問題。
一九四六年，在英國的海沃茲希思（Haywards Heath）舉行了聯合聖經公會的籌組會議，奈達在會議上結識了來自荷蘭聖經公會的拉特格斯（Herman Rutgers），兩人發現彼此有很多共通點。同年下旬，他們再次見面，開始探討如何提高工場上的翻譯素質，並考慮了多種不同的方法。為聯合聖經公會撰寫歷史的羅伯遜（Edwin Robertson）這樣描述那次會面：「很顯然，他們不僅僅希望改進現有的翻譯方法，或者在現有的步驟上來點小變革，而是要徹底改革當時《聖經》翻譯的模式。」*註19
*註19-Robertson，《把道帶到世上各方》，頁58。
奈達和拉特格斯二人合力，照著他們心目中實用期刊的標準，製作了一份樣刊，在一九四九年呈交給新成立的聯合聖經公會翻譯委員會。翻譯委員會同意以季刊形式出版這份期刊，並任命奈達為第一位主編。同年，聯合聖經公會委員會也批准了翻譯委員會的決定。次年，《聖經翻譯員》期刊面世，第一期就是奈達和拉特格斯準備的那份樣刊。這份期刊不僅成為翻譯員重要的好幫手，同時也是一個論壇，讓《聖經》學者、語言學家以及其他對《聖經》翻譯有興趣的人士在這裏發表文章，其中有不少更是影響深遠的專文。
翻譯訓練課程
為了提高工場上的翻譯素質，奈達和同事還決定開辦翻譯訓練課程，在一個地區召集約一百名翻譯員，一起學習四至六個星期。第一屆翻譯訓練課程於一九六二年開辦，地點就是西非上沃爾特（就是今天的布基納法索）的博博迪烏拉索（Bobo Dioulasso）。至於課程的形式，一般來說，上午會由奈達給學員講授翻譯方法，由布拉徹講解有關《聖經》的內容，其他特別邀來的同事則會講到一些相關的題目。譬如，旺德利或斯莫利可能會講解社會語言學的問題，而來自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的專家可能會講解《聖經》中的某卷書。到下午，奈達和同事就分別與不同的翻譯團隊一起工作，審閱他們的譯稿，個別協助他們。
在翻譯訓練課程，奈達和同事除了訓練翻譯員之外，也和正在受訓的翻譯顧問一起工作，觀察他們是否適合擔任顧問。一方面，這些「準」顧問可以大約知道顧問工作的性質；反過來，奈達和同事也可以了解和判斷他們能否為聖經公會作出貢獻。
此外，新來的翻譯員也可以在翻譯訓練課程學到很多翻譯方法和技巧，還能學到怎樣與翻譯顧問合作。*註20許多受訓顧問參加這些翻譯工作坊以後，正式加入了翻譯顧問團隊，但是，也有些受訓顧問發現這種工作並不是他們想要的；或者反過來，有些時候，奈達和同事在工作坊中發現，某個受訓顧問並不適合這種工作。因此，讓受訓顧問參與翻譯訓練課程是很好的做法，可以避免錯配，避免浪費許多人力物力。
*註20-一九六八年四月，為期四週的翻譯訓練課程在菲律賓碧瑤市舉行，奈達邀請了阿理奇亞和筆者參加。每天下午，筆者都跟著旺德利，看他與翻譯員一起工作，旺德利亦鼓勵筆者積極參與討論。阿理奇亞也同樣跟著紐曼，當時紐曼已經是一名翻譯顧問，在菲律賓工作。月底，聯合聖經公會同意接受阿理奇亞和筆者加入聖經公會，而我們倆也相信自己會喜歡翻譯顧問的工作。
這種大規模的翻譯訓練課程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初，後來，聯合聖經公會改為舉辦規模較小、時間較短的工作坊。可是這樣，受訓顧問就沒有機會在訓練課程中接觸翻譯理論，也得不到大規模的翻譯訓練課程所提供給他們的顧問工作經驗了。後來，聯合聖經公會的全球聖經翻譯事工統籌（Translation Services Coordinator）[ * 近年，這職銜改為「聖經翻譯研究主任」（Director of Translation Services，簡稱DTS），職務與早年的「翻譯研究統籌」（UBS translations research coordinator）相若，參本書，頁101（邊碼）。—譯注]*和地區翻譯統籌（Regional Translation Coordinator，簡稱RETCO）[ ** 近年，這職銜改為「區域翻譯統籌」（Areal Translation Coordinators，簡稱ATCOs），而聘用翻譯顧問的行政權亦轉由區域總幹事負責。—譯注]**只好改變策略，一面為新聘的翻譯顧問制定專門的訓練計劃，一面又為資深的翻譯顧問制定專門計劃，裝備他們去督導新聘的顧問。
「解經翻譯指南叢書」
在與翻譯員的合作中，奈達和其他翻譯顧問漸漸發現，他們跟翻譯員見面的次數還是不夠頻密。翻譯員遇到的難題多得不可勝數，翻譯工作坊只能處理很少的一部分。奈達和同事還發現，《聖經》注釋書對學者和神學家固然非常有用，但對翻譯員來說，卻往往沒有提及他們實際遇到的許多詮釋上的難題。翻譯員常常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看見一大段的《聖經》注釋，卻難以決定哪些資料真正跟翻譯本身相關；再說，許多注釋書其實只著重於論述作者自己的觀點，而翻譯員卻需要知道一段經文可能有的所有解釋，有時甚至需要知道哪一種解釋代表當今大多數學者的見解。
翻譯員經常碰到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在處理《聖經》文本的時候，怎樣才能知道譯入語的語言特性會造成問題？翻譯員想做到用相符的形式表達源語文本的意義，要知道哪些事情？
針對這些問題，奈達構思了一整套為翻譯員而設的「解經翻譯指南」（Translator's Handbooks）。第一本「解經翻譯指南」是他與布拉徹合寫的《馬可福音》指南，於一九六○年完成。在那部「指南」中，布拉徹為每節經文撰寫解經討論，並提出相關的經文校勘問題。他把討論寫得清楚明白，說明經文主要有哪些問題，翻譯員應當知道哪幾種主要的解釋。布拉徹提供解經指引後，奈達接著處理語言的問題，說明在各類語言中可以怎樣翻譯這些不同的解釋。
繼第一卷「解經翻譯指南」出版後，其他「指南」也陸續面世。起初是奈達跟幾位受過《聖經》研究訓練的翻譯顧問合作編寫，但到後來，其他擅長於語言學的翻譯顧問也參與編寫工作。到二○○○年，《新約》全部書卷的「指南」已經完成，《舊約》部分也完成了大約三分之二。對大多數翻譯員來說，這些「指南」是他們最大的幫助，也幾乎是他們在工場上唯一的解經翻譯參考書。
文化與翻譯
一九五四年，奈達出版了《風俗與文化》，他在前言中寫道：「好的宣教士往往都是優秀的『人類學家』。」然後，他又補充說：「他們了解人的需要，無論是從本地生活方式產生的需要，還是人類源自心靈的那份對於救恩的共同需要；不僅如此，他們還知道，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方式好比一些管道，人的需要是通過這些管道變得具體可見的，而且，解決需要的方案也必須通過這些管道來執行。工作有成效的宣教士總是不斷地探索，希望更深地了解他們想要服侍的人群的生活方式。因為他們知道，只有深入理解當地的文化，他們才有可能向當地人傳播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註21
*註21-Eugene A. Nida，《風俗與文化：基督教宣教工作要注意的人類學》（Customs and Cultures: Anthropology for Christian Mission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4），頁xi。
在另一本書中，奈達又寫道，儘管不同語言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但是，「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都發現，人類彼此間的共通元素要比分歧的元素多，因此，就算在全然不同的語言和文化之間，也一定會有溝通的基礎。」*註22
*註22-Nida，《翻譯科學探索》，頁2。
上面所引的兩段話清楚表明，在奈達看來，好的翻譯首先必須是好的傳意、好的表達；這樣的翻譯需要翻譯員深刻理解當地文化。然而，多次旅程的經歷使奈達「體會到，宣教工作在文化問題上犯下了許多可悲的錯誤，這些錯誤不僅直接或間接地表現在《聖經》翻譯上，而且表現在一般宣教工作的模式中。」*註23
*註23-Nida，《風俗與文化》，頁xi。
一九三六年，奈達在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與派克相識。他向派克推薦布盧姆菲爾德和薩丕爾的著作，這兩個人都是當時美國聲名卓著的語言學家。奈達還向派克介紹「位／非位」（etic/emic）這些語言學概念，並把這些概念延伸到音位的研究上。*註24派克發現，音位的概念對於建立文字系統非常有用。在二十世紀，美國的人類學和語言學傳統雖然一直在左右搖擺，但學界始終認為，要理解一種文化，就必須使用這種文化自身的術語。位／非位的概念恰恰反映了這種洞見。
*註24-語言學家用「位／非位」的概念，來分辨一種語言中的哪些語音，或詞語中的哪些組成部分，在語意研究或語言結構上是重要和有意義的。譬如說，一個語言學家可以記錄某種語言所有的聲音，然後一一描述出來，他的做法是從語言的外部來描述，但從這種語言內部來看，所有這些聲音中只有某些是重要和彼此關聯的。例如，英文有不同的「t」音。如果「t」位於元音之前，發聲時就要從口腔中送出氣流（即送氣音）。如果「t」位於「s」音後面，就不發送氣音了。在這兩種情況下，發聲方法都是用舌頭稍為攔住氣流，然後再把氣流放出。不過，如果「t」位於詞語的末尾，通常氣流就不放出。還有一種情況，如果「t」位於兩個元音之間，那麼，發聲方法就不一樣了。這時，要用舌頭輕拍上顎，既不送氣，也不放氣。然而，英文的不同「t」音不會出現在同一個語音環境中，也就是說，「t」的每種發音跟「t」的位置、前後的語音各有不同的配搭。因此，一般來說，只需用/t/這個描述，就可以代表上述所有「t」的發音，而以英文為母語的人也不會誤解，他們會自動發出一個詞語的「正確」讀音。以上的分析首先描述「t」的所有發音，這就是非位（etic）的描述，由此衍生出「phonetics」（語音學）這個詞語，語音學描述一種語言中的所有發音；另一方面用一個符號/t/可以代表各種不同的發音而又不會引起誤解，這就是位（emic）的描述，由此衍生出「phonemics」（音位學）這個詞語，音位學就是對一種語言的語音系統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