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傳統上還有一種看法，認為「語言、思想、現實，三者密不可分」。*註25其實，在北美的學界傳統中，文化研究早就跟人類學結下不解之緣。*註26像區別「位／非位」的這些語言學方法，不僅廣泛應用於音系學和詞形學研究，而且也應用於文化研究中。*註27難怪奈達和他的同事會再進一步，明白有效的傳意，包括有效的翻譯，不僅聯繫到對語言學的深入了解，同時也聯繫到對文化問題的深入了解。
*註25-Regna Darnell，〈總論美洲派人類學：從美洲民族局到鮑亞士派的一些脈絡〉（Theorizing Americanist Anthropology: Continuities from the B.A.E. to the Boasians），載Valentine & Darnell編，《總論美洲派傳統》，頁46。
*註26-同上，頁47。
*註27-Stephen O. Murray〈美洲派人類學研究在三十和四十年代並非沉寂了〉（The Non-eclipse of Americanist Anthropology during the 1930s and 1940s），載Valentine & Darnell編，《總論美洲派傳統》，頁59。
《實用人類學》期刊
奈達為了幫助宣教士提高工作效率，使他們的翻譯工作更有成效，就在一九五四年出版了《風俗與文化》。此外，他和同事還說服美國聖經公會創辦一份專門討論文化問題的期刊，名為《實用人類學》。從一九五三年創刊以來，這份期刊連續出版了十九年，主要的撰稿人就是奈達、美國聖經公會的同事以及經常與奈達合作的學者，如斯莫利、雷伯恩、旺德利、泰伯、洛溫等等。人類學家懷特曼這樣讚揚他們的成就：
他們在這份期刊中，探討了人類學的全部領域，並且證明，只要我們要把福音與某個人類群體的文化背景認真地結合起來，人類學研究的成果就是相當有用的；當你那樣做的時候，教會就會增長，《聖經》的話語會變得有意義，宣教士也會從中找到多條途徑，與當地人更有效地建立關係。
我猜，訂閱《實用人類學》這份期刊的讀者曾經一度多達四千人，非常受歡迎。期刊每年出六期，而奈達就是背後的天才。（來自與懷特曼的訪談〔2000年9月21日〕）
十九年後，奈達與當時的主編泰伯覺得任務已經完成了。他們的原意是藉著這本學術期刊，培養宣教士對文化問題有敏銳的觸覺。如今，既然效果已經達到，聖經公會就可以功成身退了。於是，《實用人類學》期刊就由美國宣教學會接辦，改名為《宣教學》期刊，新的主編蒂皮特（Allen Tippett）也是一位人類學家。六年後，懷特曼作了該刊的主編，他在自己的第一篇「編者話」中寫道：「我們仍然走在《實用人類學》期刊所開創的道路上，而且，只要我仍然是主編，我們就會繼續採用人類學的觀點，證明教會如果深深扎根於當地的文化背景中，就會更加蓬勃地增長。」（來自與懷特曼的訪談〔2000年9月21日〕）
桑內對這段話一定深有共鳴。他指出，宣教士雖然帶著滿腔熱忱走到工場上，在異族文化中工作，但是，他們常常沒有多走一步。這一步非常必要，就是發現在他們要做的事情中有著怎樣的邏輯，而這個邏輯要求他們必須積極投入當地文化。桑內解釋說，譬如，當翻譯《聖經》的時候，已經假設上帝在這個文化裏面，否則根本不可能翻譯上帝的那些名字，也不可能翻譯其他神學概念。這種對待文化的態度非常積極樂觀。然而，大多數宣教士都受一些文化禁忌攔阻，未能明白這一點，因此無法用積極的態度去接觸當地的文化（來自與桑內的訪談〔2000年9月28日〕）。
桑內認為，《實用人類學》期刊就明確地在處理這個問題。就在聖經公會捨棄由宣教士翻譯《聖經》的模式，把責任交給母語翻譯員的同時，《實用人類學》也停刊了。桑內認為，這兩件事並非巧合，因為《實用人類學》期刊的目的本來就是教育宣教士翻譯員。基於同樣的原因，奈達也從未覺得需要修訂或再版《風俗與文化》這本書。不過，桑內又說，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多元文化的觀念在美國日益盛行，恐怕又需要另一份《實用人類學》期刊來指導牧者和基督徒了。
《風俗與文化》
奈達僅用六個星期就寫完了《風俗與文化》（1954）這本書。他憶述當時寫書的情形：「我在腦海中構思這本書有好一段日子。我會寫下一些筆記，列出每章大綱，把所有的資料都放在公事包裏，每次出外工作都帶在身邊。那一次，我坐飛機往巴西，有兩個不同的工作坊在等我，大約要花兩個月的時間。當時還是五十年代初，機票很貴，也不像今天這樣方便。」奈達好不容易到達巴西，結果卻發現，其中一個工作坊不知是取消還是延期了。於是，他突然有將近六個星期的時間，手頭沒甚麼事要做。奈達後來對懷特曼說：「就這樣，我自己住進一家旅館，開始寫作。」（來自與懷特曼的訪談〔2000年9月21日〕）
風俗與文化》就是奈達在那樣專心致志的情況下寫出來的，雖然寫作時間很短，卻是奈達多年努力的結晶。在這之前，奈達花了超過十年的時間，收集各種見聞，觀察世界各地的人，從中總結出一套清晰的原則，說明怎樣才能最有效地與不同文化的人溝通，在不同文化中工作。
一位評論家很讚賞《風俗與文化》，但他覺得美中不足之處，就是奈達沒有清楚列明書中的所有資料來源。但怎麼可能呢？所有這些資料都是從他自己的筆記和觀察中得來的。
更多文化研究
有關傳意、文化和宣教的關係，奈達還寫了另外兩本書，反映了他工作的目標和使命。一本是《信息與宣教：傳遞基督信仰的表達》（Message and Mission: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一九六○年由哈珀兄弟出版社（Harper & Brothers）出版。在這本書中，奈達討論了種種宗教現象，特別是各類宗教習俗、宗教信仰以及相應的行為。奈達表示，他的目的首先是向讀者介紹傳意的原則和步驟，然後，他就著重討論這些原則和步驟與傳遞基督信仰之間的關係。
在這本書中，奈達比較了兩種宣教方法，一種是他稱為「共通點」（the common ground）的方法，他覺得這種方法效用不大；另一種叫作「接觸點」（point of contact）的方法，他認為這種方法效果更好。因為宗教信仰本身是一個完整的系統，信仰裏面的元素只有作為完整系統的一部分時，才具有重要性；人不可能把信仰裏的某個元素與整個信仰分開，這樣的話，信仰其實已經變了質。因此，如果像一些宣教學家所倡議的那樣，試圖在當地文化的信仰體制中尋找一些與基督信仰的共同元素，藉此進行宣教工作，這是不切實際的。不過，如果能夠辨別不同的信仰系統具有哪些共同元素，或者找到這些信仰系統的接觸點，卻能為表達基督信仰的獨特之處奠定基礎。
另外一本書是《跨文化宗教：基督信仰傳遞研究》（Religion across Cultures: A Study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Christian Faith），一九六八年由哈珀與羅氏出版社（Harper ＆ Row）出版。奈達在前言中表示，這本書不僅超越了《風俗與文化》，也超越了《信息與宣教》。因為《風俗與文化》探討傳意過程中的人類學背景，《信息與宣教》從宣教的角度探討傳意技巧，而在這本書中，奈達則主要探討傳意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心理學因素和動態因素。因此，奈達在書中著重討論例如性、飢餓這些普遍的人類需要，說明這些需要怎樣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宗教中表現出來。
無論是一九五四年出版的《風俗與文化》，還是一九六○年出版的《信息與宣教》，都清晰表明了奈達一切工作背後的宗旨，就是要跨越所有文化和語言的障礙，有效地傳遞福音。*註28特別是《風俗與文化》這本書，問世已近五十年，至今仍然是許多神學院宣教學課程的參考課本。懷特曼發現，他的學生常常為書中的真知灼見、豐富的闡述和例證而驚歎不已；不僅如此，書中還講述了大量的奇聞軼事，讓學生深刻地體會到，要成為優秀的宣教士，就必須成為優秀的人類學家（來自與懷特曼的訪談〔2000年9月21日〕）。
*註28-North，〈尤金．奈達的成就〉，頁xi。
說起奈達，大家一般都會說，他是把語言學應用於翻譯的人。這並沒有錯，不過，在奈達構思翻譯理論的過程中，他對文化的認識其實對他整個構思極為重要。因此，翻譯研究學者巴斯內特女士（Susan Bassnett）把奈達列入翻譯研究的文化研究時期是對的。*註29
*註29-Susan Bassnett，〈文化研究怎麼轉以翻譯為重心〉（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載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編，《文化構建：文學翻譯論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1988），頁131。
奈達曾經擔心，他這樣強調文化人類學，也許會引起一些人的誤解，認為他試圖以此為手段來操縱別人，讓人按照他所要的某種方式來行動，或者做一些他們本來不會做的事情。但是，奈達指出，「恰恰相反，人類學最基本的價值是改變我們自己，而不是改變別人」。*註30
*註30-Nida，〈我在宣教工作中的朝聖之旅〉，頁64。
一個新機構
一九三九年，荷蘭聖經公會成立一百二十五週年。來自美國、英國、蘇格蘭、荷蘭、挪威、法國各聖經公會的代表濟濟一堂，聚集在荷蘭的烏斯敦（Woudschoten）。大家認為，各地聖經公會應當聯合起來，齊心協力分發《聖經》，但又擔心這樣做不能確保譯本的素質。最後，各聖經公會的代表一致同意，成立聖經公會委員會（Council of Bible Societies）。*註31就在這次歷史性的會議結束五天後，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剛剛開始的合作被迫中斷。
*註31-Robertson，《把道帶到世上各方》，頁9。
戰爭期間，歐洲的《聖經》出版工作大受打擊。因此，戰爭一結束，美國聖經公會就盡力向歐洲地區的聖經公會提供援助。他們給德國送去了印刷機和折紙機；一九四七年，又向德國的造紙廠送去五百五十噸亞硫酸鹽紙漿，好讓他們能造出紙來，印製一百萬本《聖經》；此外，美國聖經公會又著手印製了二十五萬本德文《聖經》及九十萬本德文《新約聖經》，還準備了俄文《聖經》和希臘文《聖經》，以及《新約聖經》，送往俄羅斯地區。*註32
*註32-Taylor，《給世界的翅膀》，頁130。
由於《聖經》在歐洲嚴重短缺，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至九日，十三個聖經公會在英國海沃茲希思的埃爾芬蘇厄德會議中心（Elfinsward Conference House）舉行會議。美國聖經公會代表團的成員中有奈達；當時，奈達加入聖經公會才兩年時間。與會代表決定成立聯合聖經公會，用以協調全球的工作，更有效地分享資源；至於各地區的聖經公會，仍然保留自主權。但是，對於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和美國聖經公會來說，由於他們在本土以外已經有廣泛的影響力，所以他們其實是把一部分權力讓給新成立的聯合聖經公會。例如，在過去，規模較大、資金比較充裕的聖經公會可以直接資助非洲和亞洲的事工，從而在這些地區保持很大的影響力，但如今，他們得把款項撥給聯合聖經公會的基金，然後再由聯合聖經公會按照全球需要的優先次序，把款項分配到不同的地區。
新的合作方式產生了一個專門負責翻譯計劃的新部門，這個部門最後發展成聯合聖經公會翻譯委員會。以前，美國、英國、荷蘭、蘇格蘭的聖經公會都只在與該國有歷史淵源的地區工作，幫助那些地區的翻譯員，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聯合聖經公會成立好幾年之後。一九四七年，聯合聖經公會在荷蘭的烏斯敦，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會議的同一個地點，開會討論《聖經》翻譯的問題。最後，與會代表達成共識，由聯合聖經公會為翻譯員出版一些輔助讀物，於是就有了《聖經翻譯員》這份期刊。
奈達承擔起領導聯合聖經公會翻譯委員會的任務，帶領《聖經》翻譯工作步入更加合一的新局面。*註33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有的聖經公會本來管理著某些地區的翻譯工作，如今卻失去了這種影響力，難免為此心存不滿；還有許多聖經公會，不肯用奈達提出的方式協助翻譯員，尤其是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他們繼續堅持在倫敦、而不在工場上審核譯稿，又不肯接受奈達的翻譯方法，因為這種方法強調意義而不強調形式。然而，這些都攔不住奈達。羅伯特．泰勒在回顧這段工作的時候說：「奈達很有技巧，而且他倡導的翻譯方法顯然是正確的，所以別人再怎麼反對，也終歸是徒勞。」*註34
*註33-同上，頁133。
*註34-同上。
奈達的翻譯顧問團隊不斷增添新成員，他又鼓勵其他聖經公會也聘用翻譯顧問。終於，荷蘭聖經公會和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也開始招募一些翻譯顧問，派他們到工場上。不過，這些顧問都由自己所屬地區的聖經公會委派，並受該地區的聖經公會管理。因此，下一步要做的事，就是把翻譯計劃的管理權由聯合聖經公會下放給各個地區。一九七○年，聯合聖經公會在亞太區、美洲、歐洲和非洲開設地區中心（Regional Centers），並在每個地區委派一名地區翻譯統籌，而雷伯恩則受命統籌全球《聖經》翻譯事工；事實上，這是他在一年前一直在做的工作。奈達則擔任聯合聖經公會翻譯研究統籌（UBS translations research coordinator），他擔當了這個職位後，不僅可以鼓勵工場上的翻譯顧問從事研究，而且還能統籌各項出版計劃，為翻譯員編寫輔助資料和學術書刊。
「聯合聖經公會翻譯小組委員會」負責任命翻譯顧問，而地區翻譯統籌則負責管理這些翻譯顧問的工作。翻譯顧問的薪金由他們所屬的聖經公會發放，但款項則從聯合聖經公會的預算中支付，薪金數額也依據聯合聖經公會為員工制定的薪酬等級標準來計算。雷伯恩是從美國聖經公會轉到聯合聖經公會的，改變身份以後，他覺得束縛減少了。他在自傳中寫道：「如今，我不再代表美國聖經公會或荷蘭聖經公會，我是代表一個國際性的團契在工作。」*註35
*註35-Reyburn，〈勇闖巴別塔〉。
一九七○年，聯合聖經公會翻譯部門開始正式運作。在那些擁有獨立聖經公會的地區，翻譯計劃當然由該地區的聖經公會管理，但譯本的素質卻由聯合聖經公會委派或認可的翻譯顧問負責監督；而在那些尚未成立聖經公會的地區，通常就主要由聯合聖經公會管理那些翻譯計劃。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地區辦事處轉變為獨立的聖經公會，這種模式逐漸改變為由該地區的聖經公會負責翻譯工作，而聯合聖經公會的地區中心則繼續提供資助。
慢慢地，越來越多地區的聖經公會開始聘用本地翻譯顧問，讓他們在自己的地區工作，例如南非、印度、印尼、澳洲、尼日利亞、加納等等。這些翻譯顧問是該地區的聖經公會的員工，但是，聯合聖經公會的地區翻譯統籌仍會負責培訓他們，確保他們的工作達到聯合聖經公會規定的全球水準。在那些依然由聯合聖經公會派駐翻譯顧問的國家，翻譯顧問主要負責控制譯本的素質，協助該地區的聖經公會培訓翻譯員，幫助他們解決難題，並在出版哪些譯本方面向該地區的聖經公會提供建議。
起初，奈達是孤軍奮戰；但是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開始招募翻譯顧問一起工作。今天，在聯合聖經公會和各地區的聖經公會中，已經有大約七十名翻譯顧問，他們各自負責好幾個翻譯項目，不同於只在一種語言中工作的翻譯員。他們為世界各地大約八百六十五個翻譯項目提供協助。
到一九七五年，雷伯恩覺得各地區的工作已經成熟，不再需要他來統籌全球《聖經》翻譯事工統籌，於是重返工場作翻譯顧問。奈達亦辭去翻譯研究統籌的職位，轉而擔任美國聖經公會的翻譯顧問。奈達繼續寫作和演講，不過，除了自己的研究項目和《當代英文譯本》外，他已經很少直接參與協助翻譯員。後來，聯合聖經公會卻設了「聖經翻譯事工統籌」（Translation Services Coordinator）一職，負責管理全球翻譯團隊的工作素質。
聯合聖經公會的發展方向
一九九六年是聯合聖經公會成立五十週年，而羅伯遜負責撰寫這五十年來的歷史，他在一九九五年曾訪問奈達。在這次訪談中，奈達列出了他在翻譯政策上倡導的八項要素。他認為，聯合聖經公會的翻譯政策要走向新的方向，這八項要素至關重要，最終能促使聖經公會達成目標。
1.各聖經公會要在《聖經》翻譯方面加強合作
2.與羅馬天主教和正教有更多的跨教派合作
3.聖經公會要特別針對翻譯員的需要，發展希臘文《新約聖經》文本的出版工作
4.推動「希伯來文《舊約聖經》文本企劃」
5.以《西班牙文大眾譯本》和《現代英文譯本》為範本，推廣大眾語言《聖經》譯本
6.培養更多翻譯顧問來協助世界各地的翻譯項目
7.為翻譯員編寫輔助資料，如經文彙編、主題索引、串珠參照系統、「解經翻譯指南叢書」等；
8.為讀者編寫一些特別的輔助資料，尤其包括研讀本《聖經》。*註36
這一連串構想聽起來可真是雄心勃勃，然而，奈達不僅自己心懷遠象，亦幫助別人看清楚這樣的遠象。就像羅伯遜所寫的那樣：「四十年來，這些想法所以能實行出來，就是因為有一個人緊緊抓牢這個遠象。在奈達離職的時候，這一系列構想的框架已經大體就緒，而且已經差不多實現了。」*註37
*註36-Robertson，《把道帶到世上各方》，頁59-60。
*註37-同上，頁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