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聖經》翻譯的情況卻不是這樣。奈達似乎一直都在孤身尋找更好的翻譯方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沒有一個學派對翻譯取得共識，也沒有多少學者試圖跟奈達一樣去尋找更好的方法，直到七、八十年代，情況才有所改變。儘管如此，這時有學者積極推動這方面的研究，也是來自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而不是來自聯合聖經公會。有趣的是，這些學者基本上也是在奈達奠立的地基上蓋房子，奈達對於「應該怎樣翻譯」這個問題的理解，為他們的工作提供了一個普遍適用的框架，他們都在這個框架內研究問題。*註72

*註72-參John Beekman & John Callow，《翻譯上帝的道》（Translating the Word of Go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4）；Katharine Barnwell，《〈聖經〉翻譯：翻譯原則入門教程》（Bible Translation: An Introductory Course in Translation Principles; Dallas, TX: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1975）；Mildred L. Larson，《意義為本的翻譯：跨語言對等指南》（Meaning-Based Translation: A Guide to Cross-Language Equivalenc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Larson, 1984）。

而且，奈達的理論是從實踐中發展出來的。奈達不是先尋找理論，然後從理論發展一套方法。相反地，他總是先處理翻譯員在工場上遇到的一些非常實際的問題，並且從中學習。奈達跟這些問題角力了超過四分一世紀，才總結出一套方法。終於，他憑著多年的實踐經驗以及實地的觀察，為翻譯需要達到的要求闡明了一套理論依據。

奈達招募了一群翻譯學者來推廣這套新的翻譯方法。這些學者並沒有提出新的理論，也沒有擴展奈達現有的理論，而是撰寫了大量的著述，對採用奈達基本方法的一些具體細節深入探討。譬如，《聖經》中關鍵的詞彙該怎樣翻譯？在翻譯的過程中，有多少隱晦意義和哪些地方的引晦意義需要清楚表達出來？社會語言學的哪些範疇對《聖經》翻譯員幫助最大？為了達到動態相符的要求，有哪些語段特徵是翻譯員必須了解的？除了少數學者以外，這些學者在撰文討論上述種種問題及其他話題的時候，都是在延展奈達的基本方法，使這套理論更堅實，而不是要建立新的理論框架。

近年來，有些《聖經》翻譯學者看到有必要擴展奈達的理論，於是開始轉向《聖經》翻譯領域以外，尋求可資借鑑的理論和方法。然而，多年來，大多數學者都是在動態相符理論的框架內繼續鑽研。他們認為，動態相符理論建基於工場上的經驗，深信這樣完工的《聖經》譯本就是世上大多數地區所需要的譯本。由於聖經公會的翻譯學者一直在動態相符（或稱功能相符）的模式內工作，因此，在翻譯研究領域後來的發展中，他們的參與並不是預期的那樣積極。

為甚麼那麼多人都接受奈達的方法呢？究其原因，主要是這種方法提供了切實可循的步驟，世界各地的《聖經》翻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都可以使用。許多《聖經》翻譯者正是尋找這樣可循的方法。但是，另一方面，功能相符理論的這種規範性，也受到以描述性為導向的翻譯研究法的挑戰。支持描述性研究的學者聲稱，如果翻譯者遵循規範的步驟，他們的視野勢必受到限制，以致不能充分理解原文和譯文的語境和處境，也不能充分體會翻譯塑造意義、創造意義的力量。

的確，優秀的翻譯者最終必定是個創造者，能看出廣泛不同的處境因素不僅塑造了源語文本的意義，也將會塑造了新創的文本，也就是譯文的意義。可是，譯者想學習具創意的翻譯，就得掌握動態相符方法的分析步驟。分析步驟能幫助譯者更深入地理解文本的許多特質，以及其他元素如何給文本帶來意義。奈達早期翻譯團隊的許多成員都記得，奈達從一開始就提醒他們，要靈活地運用這些步驟，不要一味盲從。優秀的翻譯者能夠從動態相符中學會一套基本方法，他們會視之為不可或缺的靈感泉源，而不是必須嚴格遵循的金科玉律。

《聖經》研究

幾位《聖經》學者特別注意到，《聖經》翻譯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出現了轉變。例如，巴爾曾仔細研究現代的英文《聖經》譯本對教會的深遠影響。*註73他尤其關注多種譯本同時存在教會中，這對屬靈生活和神學觀念起著作用，並提出了一個與桑內的看法不謀而合的重要觀點，就是基督信仰一開始就建立在翻譯的基礎上。

*註73-Barr，〈《聖經》現代英譯本眾多，對教會來說是個難題〉。

基督信仰從來沒有試圖逐字逐句地保存耶穌的說話，我們今天讀到的全都是翻譯。「那就是說，我們對於耶穌究竟說了甚麼只有充分的印象，而沒有圓滿的印象；而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充分印象的確已經足夠，足以使我們聽到上帝活潑的聲音，接觸到上帝啟示的真理。」*註74

*註74-同上，頁278。

在《聖經》研究方面，范萊文的著述也值得我們注意。范萊文代表的一群學者從本質上注重文本形式的神學意義。他們相信《聖經》是真實無誤的，《聖經》的一詞一句都是上帝默示的，因此，翻譯本身才是問題所在。范萊文說：「翻譯把一種可能有錯的人為解釋橫亙於我們和上帝正確無誤的話語之間。」動態相符或功能相符的譯本尤其成問題，因為這些譯本「為了讓譯文易於明白，往往更改了《聖經》的語言、形象和比喻。」*註75

*註75-van Leeuwen，〈我們真的需要另一個《聖經》譯本〉，頁30。

范萊文說，上帝是「他者」（other），因此我們應該願意去揣摩《聖經》的「他性」（otherness），力求克服《聖經》的異質性對理解所造成的困難。動態相符的譯本暗含一種危險，因為「這些譯本迎合我們的世界、我們的期望，對《聖經》作了過多的修整。這樣，就潛藏了一種危險，《聖經》可能會沉默下來，不再對人說話，因為我們把它馴服了、歸化了。」*註76范萊文認為，這樣的譯本反而「會阻礙讀者推敲《聖經》的意義，*註77因為譯者篡改了《聖經》所說的話。」*註78

*註76-同上。

*註77-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註78-van Leeuwen，〈我們真的需要另一個《聖經》譯本〉，頁30。

范萊文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他的觀點。《歌羅西書》三章9-10節說：「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了新人。」（You have put off the old man with his deeds; and have put on the new man.）范萊文認為，在這裏，保羅說的話雖然簡單，但含義並不簡單。為了理解保羅的意思，讀者必須研讀這句話的上下文以及他寫的其他書信，還可以參考一些注釋書或研讀本《聖經》。根據作者上下文所說，這裏的「舊人」（old man）指亞當，即第一個人，「新人」（new man）則指基督。然而，《新國際譯本》卻把這兩個詞分別譯作「舊我」（old self）和「新我」（new self），《修訂英文聖經》（Revised English Bible）則分別譯作「舊有的人性」（old human nature）和「新的本性」（new nature）。這兩個譯本都把重點放在自我身上，而不是放在基督身上。范萊文總結說：「聖靈原本選擇了使用比喻，翻譯者如果為了讓讀者覺得『易於明白』，就去掉《聖經》文本中原有的比喻，反而破壞了聖靈的原意。」*註79

*註79-同上，頁31。

范萊文的總結與普理克特和尼科爾斯（Anthony Nichols）的看法十分相似。普理克特和尼科爾斯都反對《聖經》譯本試圖給予讀者一種清楚明確的意義，認為應該讓讀者自己按原文的形式，花力氣去揣摩義，儘管原文形式模稜兩可，可作多種詮釋。范萊文說，像《新國際譯本》和《現代英文譯本》這些動態相符的譯本那樣，對原文作出抽象解釋，其實是剝奪了教會「聽到聖靈原本所說的話」*註80的權利。范萊文稱這些譯本為「封閉的」譯本，因為它們不鼓勵讀者花力氣揣摩《聖經》原本所說的話。「《聖經》譯本如果在這種問題上替我們作主，可能阻礙我們依靠聖靈的帶領，更充分理解上帝的話。」*註81

*註80-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註81-van Leeuwen，〈我們真的需要另一個《聖經》譯本〉，頁33。

於是，范萊文等學者所強調的是，翻譯要忠於原文，原話怎麼說，原文怎麼寫，翻譯就要怎樣忠實地翻，不需要追求易懂易明。但是，讀者必須肯花一番功夫，努力揣摩文本的含義，直到他們明白為止。

結語

假如沒有奈達，今天的《聖經》翻譯（以及翻譯研究）會是怎麼樣子？與奈達合著《翻譯理論與實踐》的泰伯近年曾經說過，假如這樣的話，可能會出現兩個陣營（來自泰伯的訪談〔2000年10月11日〕）。一個陣營會沿用在奈達提出他的理論之前，翻譯界一般的做法，也就是沿襲施萊爾馬赫模式的形式對等譯法；另外一個陣營則會倡導「自由」的翻譯，但自由度之大，也許會從第一版《當代聖經》到後來的《棉花田譯本》（Cotton Patch Version）*註82不等。奈達的貢獻在於他提出的理論否定了這兩種方法。奈達運用傳意學、語言學（而且還是好幾個語言學學派）以及文化人類學的知識，提出了一套以多種學科為基礎的翻譯方法，而且建立了這套方法的理論基礎。這套理論引申出來的基本原則是翻譯員可以依循的，他們只需要界定清楚其工作範圍，就必定能見到這些原則的成效。

*註82-這個譯本運用了文化轉移的方法，把《新約聖經》的背景從一世紀的巴勒斯坦轉移到二十世紀的美國南部，試圖藉此縮短時空的距離，使讀者更容易明白《聖經》的信息。—譯注

過往有許多天賦才華的翻譯者解釋他們為何要如此如此翻譯，可舉的例子有馬丁路德和菲利普斯。但是，這些翻譯者沒有為自己的工作建立理論基礎，也沒有提出一套可以讓其他人效法的方法。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固然培養了許多才華橫溢的語言學家，如派克、朗埃克（Robert Longacre）等，但這些學者都沒有在奈達之前提出一套翻譯理論和實踐方法。一些語文研究院的學者，像卡洛（John Callow）、比克曼（John Beekman）、巴恩韋爾女士（Katherine Barnwell）等人，雖然在翻譯理論和實踐上做了許多工作，但基本上還是沿襲奈達的基本翻譯方法。

多得奈達，他的翻譯理論和實踐方法確立了《聖經》翻譯和翻譯研究的綱領，使這兩個領域變得更豐富，更充實，但又面對許多挑戰，產生的影響難以估計；這一點，就連奈達本人也始料未及。奈達的貢獻為研究、翻譯、培訓和評估各方面啟發了新的方法，一代又一代的翻譯者興起，他們都在研究奈達的工作，討論奈達的翻譯方法，不斷推移這種方法的界限。他們一邊作為《聖經》譯者傳遞上帝的話語，一邊又作為翻譯研究專家，為全球各地文化和價值觀的相互交流和理解作出貢獻。我們從他們的身上看到，奈達的翻譯理論和實踐今天仍在發揮著深遠的影響。

奈達正在給當年美國聖經公會的總幹事霍姆格倫牧師看一本書，書名是《論語言、文化、宗教：獻給尤金．奈達博士》。這本書由享譽國際、專門出版語言學書籍的莫頓出版社（Mouton）印行，由《希臘文新約聖經》編委會的成員布萊克和奈達的聯合聖經公會的同事斯莫利擔任主編，特為祝賀一九七四年奈達博士六十歲壽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