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家同 2010.04.25
■ 身经三种政权
前些日子，我到清大图书馆的展览室看展览，展览品全是有关1949年政府迁台的文件，进门就可以看到一封蒋中正先生写给汤恩伯将军的信，我觉得这封信好有 趣，我的学生们却没有一个知道汤恩伯是何许人也。可是当我事后告诉他们我如何知道汤恩伯的，他们却又对我的童年往事极有兴趣。
我是民国27年生的，生于上海，所以我小的时候，是生活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我亲身经历日本投降、上海回归国民政府。但谁也没有料到，几年以后，我又被共产党统治了。最后，在我十三岁那年，到了台湾。我相信，像我这种身经三种政权的人应该不多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都是走路上学的。回家时，好几次碰到「封锁」。所谓封锁，乃是将整条街封起来，由日本兵和当时的警察挨家挨户地搜查效忠中国的志士。为了 要搜查得彻底，他们往往将住户全部赶到了街上，上海的街道不宽，可以想见路上挤满了人，有些老人最可怜，他们想坐下，却又无空间给他们坐。对我们小孩子而 言，这叫有家归不得，因为我们不太知道如何绕远路回家。
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的级任老师忽然失踪了，校方派了一位老师来代课。我们发现老师们在交头接耳地讨论，个个面色凝重，我们虽然是小孩子，也知道她一定是被日本人抓去了。还好，她不久又回来上课，也憔悴了好多。我们同学一夜之间变得好乖，谁也不愿意伤老师的心。
我小的时候住在一个弄堂里，弄堂口有一个摊子，卖些杂货，我的记忆里，摊子旁边有一个好老好老的日本兵，他的责任应该是监视我们，可是他已是老到掉了牙 了，任何一个弄堂里的人都可以将他一拳打倒。他在那里是毫无作用的。现在回想起来，日本政府已经将年轻人都徵去当兵了，最后，只好将老人也抓来充数，但老 人实在不能打仗，只好看看弄堂。这个日本老兵好像很喜欢我们小孩子，老是对我们小孩子笑，大概很想和我们玩。我们当然和他没有什么来往，毕竟他是日本人， 而且又不会中文。
在大战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高年级的学长（其实也不过是六年级的学生）会聚在一起谈天，我们小鬼们过去偷听，有一次偷听到了原子弹这个名词，可是不知道原子弹是什么东西。
■ 第一个认得的英文字母――V
有一天晚上，我们兄弟三人都已入睡，忽然三个小孩子都醒了，因为弄堂里人声嘈杂，还有人放鞭炮。小孩子当然会害怕，妈妈赶来安慰我们，告诉我们日本投降 了。我们虽然高兴，但并没有起来参加弄堂里人们的狂欢，立刻又睡着了。第二天，我一早起来，就到巷口去找那位老日本兵，找不到他。我当时有点替他高兴，因 为他可以和他的家人团圆了。
从此上海到处国旗飘扬，到处都有V字标语。我还小，不认得这个字，大人告诉我这是胜利（victory）的意思。回想起来，这是我第一个认得的英文字母。 街上也可以看到蒋委员长的肖像，是穿全套军礼服的那一张，对于我们小孩子而言，他真神气。有一天，我们小学举行一个小小的派对，为了庆祝蒋委员长六十大 寿。我记得我看到了委员长伉俪的照片，看起来蒋夫人很漂亮。我已记不得我们当时有没有吃蛋糕，我相信一定没有，在那个时期，物资得来不易，校方不可能给我 们吃蛋糕。现在台北街上到处可以买到蛋糕，但我小的时候，根本没有吃过几次蛋糕。
蒋委员长终于回上海了，他要在上海的跑马场接受万民欢呼，我们小孩子不可能到跑马场去，但我还是看到他了，因为他是坐敞篷车去的，车子开得很快，我只看到 他向街上的人挥手致意。虽然蒋委员长在那时被大家认为是民族救星，他使列强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也使中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强之一，我爸爸却认为他应该急 流勇退。我是小孩子，无法了解爸爸的想法，但是我很快就懂了。
抗战胜利的喜悦心情其实并没有维持多久，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很快地就显现出来了，接收大员握有大权，但很难摆脱各种形式的利益纠葛。我们也开始知道孔祥 熙、宋子文的贪污，他们都是蒋夫人的亲戚，这些人贪污，连小老百姓都知道了，蒋夫人会不知道吗？我一直不了解的是，蒋中正为何容忍这种贪污？
■ 失去了中产阶级的支持
抗战虽然胜利，内战又开始了。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发行了金圆券。顾名思义，金圆券是根据国库里的金子发行的，但八年抗战下来，国库早已空空如也，哪里来的 金子？政府因此下令，黄金不得私人持有，必须缴交国家。这样一来，国库里的确就有金子了。金圆券在发行初期，还有些价值，但是内战已经开始，可想而知的是 国家已无税可收，但仍要支付大量的军费和公务员薪水，在无钱可用的情况之下，政府猛印钞票，通货膨胀可怕到极点，金圆券一钱不值。每次领薪水，都要拿原来 装米的麻布口袋去装。有人口袋打翻了，钞票撒得满地，也没有大家抢钱的现象。那时大家交易的货币是银元，银元有两种，一种上面刻有袁世凯的像，大家叫它袁大头，另一种刻有国父的像，被称为孙小头。民国38年三月，一个银圆可以兑换一万三千金圆券，一个月后，一个银圆可以兑换四百万金圆券。为了应付钱币贬 值，家家户户都要赶快买柴米油盐，这当然使物价更加飞涨。我们家也在家里买了好多米，这些米都会长虫，所谓米虫也，这些白白胖胖而又丑陋的米虫在我家厨房 墙上爬来爬去，好可怕。
金圆券的贬值，使当年缴出黄金的人对国民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们的黄金往往是祖上留给他们的一些财产，现在全部失去，换来了糊墙纸，心中之怨恨，可想而知。这些人往往是知识分子，也是中产阶级，国民政府从此失去了中产阶级的支持。
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之下，共产党当然捡到了便宜。我虽然是小孩子，但已能看报，至今难忘的是有关徐蚌会战的新闻。现在，学者提到徐蚌会战，都在讨论为何国军 输了，大家都忽略了这场战争所造成的难民潮。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无数无辜的中国老百姓，拖儿带女地通过一座桥；另一张照片是火车站的拥挤情形，有人爬到了 火车的顶上，更有人坐在两节火车的中间。
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个小孩对着火车哭喊的照片，显然他的亲人都已上了火车，他上不去，亲人也下不来。我在想，这个孩子岂不从此就成了乞丐！
由于战争和天灾，江苏北部产生了大批的灾民，上海一夕之间拥入了一百万难民，我敢说没有一条大街上没有露宿的乞丐。这些乞丐中众多的是极小的孩子，上海冬 天很冷，大家可以想像到他们的悲惨。有一天，我和一个同学在周日到街上去闲逛，走过一座大楼，一个东西从台阶上一路滚下来，原来是一个死去的小孩。我们两 人立刻打道回府，没有兴致游玩了。
■ 建筑在仇恨上的政权
南京失陷，我们都知道上海已成孤城。当时奉命守上海的是汤恩伯将军，他家就在我家的隔壁再隔壁，门口永远有一个荷枪实弹的小兵站岗，我家路口还有一座碉 堡，也有小兵站岗。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住在我家对面，有一天，我看到市长大人和他的一位侍从走过我家，他手上拿了一根手杖，低着头，满脸心思，面色无比凝重，他一定是到汤恩伯家去讨论局势，但大势已去，谈不出所以然了。
不久，我们可以听到远处的炮声。奇怪的是，我只记得晚上的炮声。难道白天休战不成？每天晚上，爸爸都陪着我们聊天，大概是怕我们害怕。有一天，炮声稀落了很多，再过几天，炮声完全停了，爸爸告诉我们，战事大概要结束了。
第二天，早上十点，爸爸忽然到学校来接我们兄弟三人回家。爸爸告诉校长，汤恩伯门口的兵不见了，路口的兵也撤走了，上海恐怕已进入了无政府状态。校长立刻下令全校学生回家，我们学生真是欢天喜地，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好礼物。
国军撤掉，解放军却没有立刻进来，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并不是机动部队，必须步行进来，所以至少有一天，上海的确是无人管的。爸爸教我们孩子们待在家里，不可 以出门。到了下午，忽然发现路上全是人，而且乱成一团。原来大家发现汤恩伯家已无人看管，因此很多人进去搬东西。有一对兄妹，搬了一张单人座的沙发，这是非常讲究的法国式家具，木头是白色，绒布是花的，背很高。兄妹两人好不容易将沙发搬到了我家门口，却来了个人骂他们，这个人没有穿警察制服，但兄妹两人好像很怕他，他叫他们将沙发放下，他们照办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双腿跪下，向那人叩头。那位老兄立刻离开了，兄妹两人终于搬走了沙发。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男孩子打着赤膊，而且赤着脚，显然穷得可以。我一方面为他们失去尊严感到非常难过，一方面为我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家附近就有如此穷困的人。
虽然我们小孩子不会对政治发表什么意见，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对政治没有意见，只是没有表示出来而已。有一次，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在内地某处，政府逮捕了一批天主教修女，因为她们一直在杀害小孩子，政府公布被杀害孩子的数目超过了一百。我立刻感到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意识到这个政权是建筑在仇恨上的。
毛泽东最后作了一个参加韩战的决定，他们美其名为「抗美援朝」，但我认为韩战显然是苏联要打的，为什么要将中国人卷进去，而苏联没有派一个兵去打仗？参加 韩战是中共政府决定的，但他们却说这些渡过鸭绿江的中国军人是志愿军，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当时只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也相当看不惯这件事。而且我知道美军的炮火可怕之至，中国人岂不成了炮灰？我的一个小舅舅和一个堂哥都死于抗美援朝。
■ 从此以台湾作为故乡
我的爸爸悄悄地到了台湾，妈妈决定带着我和弟弟也到台湾去。我们兄弟二人必须照常上课，一直上到离开上海的前一天。虽然是小孩子，要我和奶奶以及哥哥说再见，仍是很难过的事。
我们坐的是火车卧铺，满舒服的。有一次，在江西的一个地方停了很久，有乡下人来卖烧鸡。旅客纷纷购买，吃完了以后，将鸡骨头和碗交给厨房。过一阵子，忽然 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原来火车旁有很多小孩子，有一个厨子在将我们不要的鸡骨头丢给他们。他们必须抢，而那位厨子以此为乐，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妈妈也看到 了，孩子们抢成一团。她将我们叫了回来，其实我们也不忍心看饥饿的小孩子抢鸡骨头。
有一天晚上，火车里来了大批持枪的解放军，原来当地有武装的盗匪，可能来抢火车。我和弟弟大为兴奋，希望火车被劫，我们就可以看到只有在电影里才看得到的情节。
我们是先到香港，再到台湾的。直到现在，我仍记得台北给我的良好印象。上海完全是一个都市，可是在台北，可以看到山，可以很容易地到河边去玩，也可以到田野去玩。我在台湾交了大批的好朋友，变成死党；我也安安定定地完成了学业，使我有足够的竞争力，可以在社会生存。从此以后就以台湾作为我的故乡。
六十年过去了，现在，我已是七十一岁的老翁，写这篇回忆的文章，只有一个目的，希望过去的灾难以后永远不再发生，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有尊严地过日子，不要 再为一个沙发而跪下，也不要再抢别人吃剩下的鸡骨头。这六十年来，我有了一个很奇怪的结论，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能安居乐业，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与这个国家是否有社会正义有密切关系。没有正义，绝不可能有和平，但我们更应该注意，正义必须建筑在爱与宽恕之上，一个充满仇恨与报复心理的 社会，是不可能有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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