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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为甚么只有四卷福音书？为甚么不是五、七或十二卷？又为甚么不是只有一卷？」。这不是无聊的问题，因为在基督教开始的前三世纪确实存在一些「内容上互有争议的福音书在流传」[1]。为什么最后只有马太、马可、路加与约翰这四卷福音书被正统基督教会所接纳？我们也可以进一步问：为何新约圣经只有27卷？
我们也知道1945年12月在埃及南部一个小镇拿戈玛第(Nag Hammadi)发现了「13卷用埃及科普替文写成的蒲草纸抄本，其中包括53份文献，学者一般就称这批文献为《拿戈玛第文库》」[2]。
《拿戈玛第文库》里就有《真理的福音》、《多马福音》、《腓力福音》、《埃及人福音》、《马利亚福音》等多份以「福音」为名的灵知派作品，这些「福音」为何不被接受？文库里《雅各密传》、《约翰密传》、《保罗启示录》、《雅各启示录》与《彼得启示录》这些冠有「使徒」名称的灵知派作品[3]为何又不被纳入基督教新约正典？
美国作家丹•布朗(Dan Brown)前几年红极一时的小说《达文西密码》也藉提宾爵士之口质疑：「君士坦丁(大帝)出资委托编出一本新的《圣经》，删去了那些记录基督人性特徵的福音书，并将那些把基督捧为神一般的福音书给美化修饰。更早的福音书就被禁绝，收集起来烧掉」[4]。
提宾爵士认为基督教新约圣经与耶稣的神性是君士坦丁大帝(274-337年)在第四世纪基于政治目的所编造这说法，其实在《达文西密码》电影版(2006上映)已被汤姆•汉克饰演的兰登博士所打脸，他说：「君士坦丁没有创造耶稣的神性，只是认可已广为流传的信仰」[5]。
博克(Darrell L. Bock)博士在《密码在说谎：揭开达文西密码的真相》一书也指出：「四福音书是早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之前一百多年，就已在基督徒团体当中被牢牢地确认和认可」，尼西亚会议「只是对已经是教会的主流信念作出确认和正式的承认，而不是为了重新建立教会的信仰」[6]。
至于耶稣的神性，保罗早在福音书成书前所写的《哥林多前书》(可能写于54-55年)[7]就说：他和基督徒「只敬拜一位神和一位主耶稣基督(林前八5-6)」，「主这称谓是指神」，称耶稣基督为「主」就是「强调他的神性」[8]。保罗在《腓立比书》(可能成书于55或56年)[9]更是把《以赛亚书》四五23「万膝必向我跪拜」应用在耶稣身上，宣告耶稣与耶和华「有相同的身分」、「耶稣是耶和华」[10]。
有人也许会引用女性主义圣经研究者的看法，怀疑「做决定的全是男性」，是否因此导致「排除马利亚的角色」[11]？然而，一如前述成书早于福音书的《哥林多前书》谈到基督复活时其实只说主「显给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林前十五5-6)，并未提到妇女。
成书较晚的福音书在明知女人的见证被当时社会认为「不可靠」下 ，却仍记载「发现坟墓已空的是妇女」[12]与耶稣率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说明了四福音关于复活的故事不是出于编造，也没有刻意打压女性。
回到四福音(或其他新约正典)为何「胜出」这问题，四福音不但成书时间远远早于其他「典外」新约文献，也被学者认为符合「使徒性」、「正统性」与「大公性」等新约正典形成的准则[13]。
所谓「使徒性」就是出于使徒或与使徒有密切关系，一如斯托得(John Stott)牧师所说的：「是不是使徒所写的？若不是，那么这卷书是否出于跟随过使徒、带有其权威的信徒之手？或有使徒的认可」[14]。
「正统性」是指该书卷「必须符合使徒所教导的正统」，若「与使徒所教导的有异，就是别的福音，就不能放入正典之中」。「大公性」则是指即使最初「只在受书人的地区被流传」，但最后仍「得到大部分大公教会的确认」，且这经卷「必须一直被大公教会所认识及使用」(另称「传统性」)。
四福音(与其他新约书卷)被主流(正统)教会所接受，不是《达文西密码》所曲解的「政治力介入」，而是「圣灵在信徒心中的引导」；「圣灵先感动书写的使徒，圣灵也感动了大公教会的信徒去确认那就是神自己的话语」；巴克莱(William Barclay，1907-1978)教授就说：「新约圣经能够成为正典，就是因为没有人能阻止它」[15]。
或许还是有人会觉得，有些「典外」的福音书也「补充」了一些四福音没有的内容，为何不能纳入正典呢？例如《多马的耶稣婴孩时期福音》就提到四福音所未记载耶稣12岁前的幼年故事。然而这卷福音与使徒多马并无关系，而是写于二世纪末「反映某程度诺斯底主义」的作品[16]。
该福音提到耶稣五岁时在安息日「用软泥捏成十二只麻雀」，被指责为何在安息日做这事时，耶稣拍拍手，「麻雀便吱吱喳喳地飞走了」；有次耶稣对某个看不惯的少年恼怒，咒诅他要像「树木般枯干」，「那少年立即完全枯干」。
又有一天有个少年「撞着了他的肩头，耶稣很气恼」，便对那少年说：「你不能再往前走」，「少年立即倒下死去」[17]。耶稣不是没能力行这些奇事，但四福音所见证的耶稣是禁食四十昼夜饿了都不愿吩咐石头变成食物，又岂会滥用神性的能力或乱发脾气？
也因此类似的「福音」不但来路不明，也不可能是对耶稣真实的见证，只当小说看看就好。哈里森(R.K.Harrison)博士就说，这些材料「全然沉浸于幻想的王国，其内容永远不会被聪明的读者接纳为事实」[18]。
唯一可能成书稍早(有公元60年、140年、200年三种推测)[19]但流传、抄写过程也经历改变的《多马福音》(科普替语版收录于 《拿戈玛第文库》)由于可能保留了部分耶稣语录的原始形式，是新约研究常参考的资料。但《多马福音》显然受到灵知主义影响[20]，主角人物虽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却充满诺斯底思想。
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新约学者之一的麦慈格(Bruce M. Metzger)教授就指出：即使《多马福音》可能出现真实的耶稣语录，仍「必须与同时出现的灵知派和半泛神论因素对照参衡」。他认为「现代读者的评价无疑支持早期教会的看法，即在《多马福音》中，好牧人的声音含糊不清；事实上，它经常被各种补充、甚至是敌对的声音扭曲，难以辨认出来」[21]。
另外，《雅各原始福音》其实是公元150年后以希腊语写成，且多数抄本都是十世纪以后。这位作者虽自称雅各，但「早期教父却称其为某位雅各，表示他们质疑作者的自白」。
《雅各原始福音》的目的是要「歌颂马利亚」，所以把马利亚说成是在圣殿成长，也把主的兄弟姊妹解释成是约瑟与前妻所生， 暗示马利亚永远童贞的身分。但圣殿居然可以抚养女孩马利亚，乔基姆因无子女而不准献祭[22]等细节都遭质疑作者对犹太背景不熟悉，此书的正典身分也早就被清楚地否定[23]。
至于《希伯来人福音》原出处是埃及，提及这文献的主要是亚历山大地区的教父，且只有残片留存。此书反映一些混合色彩的诺斯底主义，早期教父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150-215)就说「这部福音书由灵知派激发形成」[24]。
值得注意的是《希伯来人福音》「有关耶稣复活后事迹与最后晚餐的纪载也与正典福音书的记载有出入」[25]，第一位耶稣向他显现的成了雅各[26]；如此不惜与正典四福音的记载相违背，也显示其背后显然有特殊目的。
因《达文西密码》知名度大增的《腓力福音》就更不用说了，「抹大拉的马利亚。(..爱)她过于其他(所有的)门徒，(且常常)亲她的(....)」[27]这破损不全的经文引起许多遐想，但其实同属《拿戈玛第文库》。虽名为「福音」，却与正典的对观福音明显不同。
《腓力福音》「不是记载耶稣的生平言行、医病赶鬼或天国比喻等故事，只记载一连串神学哲思的言论」，且学者多认为是「二至三世纪写于叙利亚的作品」，「所反映的诺斯底思想也很清楚，比方真理和光明的属灵世界，属物质的朽坏世界的二元世界观」[28]。其他作品就不一一细说了，这些典外福音、行传或着作的内容都已出版，若真的读了就不难明白为何最后没有被主流教会接受或甚至被判定为异端。
曾受约翰门徒、士每拿主教坡旅甲(Polycarpus，69－155年)教导的里昂主教爱任纽(Irenaeus，130-202)曾查验过他那时代包括灵知派在内等观点，爱任纽和「基督教世界彼此分开的地区有广泛的联系」，这使他肯定使徒「没有领受到秘传的知识，也没有传过秘密的传统」，真正的使徒传统则「通过不间断的主教统绪传承下来」。这使爱任纽能「将真理作品与大量次经和可疑作品区别开来」，并「警告增加或减少福音书数目」的人[29]。
耶鲁荣休教授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在《读经的大历史》举《多马福音》为例说明「在基督教运动『规范』之外的群体所使用的书卷」与四福音的显着差异：《多马福音》「缺乏耶稣受难与死亡的细节描述，这却是马太、马可、路加以及约翰福音中主要的记载」。
即使是谈到耶稣的受难，典外福音与行传的观点也与新约正典大相迳庭，「《约翰行传》描绘了这样一个场面，耶稣在橄榄山被钉时与约翰讲话，解释说这不过是一场表演」[30]。
《彼得启示录》认定「属天的耶稣没有在十字架上受苦，而是他的替身被牺牲了」；《约翰使徒行传》则认为「走在地上的耶稣是个魅影，只是个表象，并非真正的人类实体」[31]，这些秘密福音书的耶稣和使徒与新约圣经所见证的耶稣不但不同，而且严重抵触。
帕利坎教授便指出：「对于那些觉得正典记载的耶稣生平难以置信或难以接受的人，这些正典外的福音书很有吸引力，但对许多不同宗派的正统基督徒来说，这些新奇的特点，正是早期教会将其排除在正典之外的明证」[32]。
不是所有新约典外文献都是异端，有些典外作品也曾被教会使用或有参考价值，例如《黑马牧人书》就曾被广泛使用，只是「没有足够证据显示是来自使徒的，也不带着属于使徒们自己圈子的标志」，所以未被纳入正典。但就像迈克．何顿(Michael Horton)博士所正确指出的：「教会只是承认正典，而不是创造正典」[33]。
阿勒特(Craig D. Allert)教授也认为：「圣灵参与整个筛选、纳入、排除、诠释这些文献的过程」，「初期的教父认为，圣灵不单藉着那些最后被纳入正典的着作动工，也更广泛地在所有教会正典(准则)中动工」，「圣灵是活生生地在整个群体中动工的」[34]。
我们只接受四卷福音书(或27卷新约正典)，不是因为圣经公会出版的圣经只收录这四卷，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内心的见证。正如亚伯丁大学教授韦伯斯特 (John Webster)所指出加尔文的洞见：「谁能说服我们尊敬地接受一本书，而排斥其他的书」，关键在于圣灵「内在的见证」。「教会关于正典的行动，是一忠心的赞同的行动」，「对正典的肯定，是教会『顺服地拥抱』，拥抱从神而来的东西」，「是羊单单聆听牧羊人声音的行动」[35]。
我相信基督徒不一定非得如我查证过「典外」灵知派文献才得出以上肯定四福音与新约正典的结论，因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约十27)，是主的羊一定能认出新约四卷福音书(或整本新约正典)所见证的耶稣才真的是这位好牧人的声音！
[1] 哈维・考克斯(Harvey Cox)，《新时代来了，我们该如何读圣经》，基督教文艺，2017，页171。
[2] 卢龙光主编，《基督教圣经与神学词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页388。
[3] 罗宾逊&史密斯编、杨克勤译，《灵知派经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5-7。
[4] 丹・布朗(Dan Brown)，《达文西密码》，时报文化，2004，页269。
[5] 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丹•布朗(Dan Brown)，《达文西密码电影珍藏版》，时报文化，2006，页117。
[6] 博克(Darrell L. Bock)博士，《密码在说谎：揭开达文西密码的真相》，智库出版，2005，页141。
[7] 伏斯特(Robert E.V.Voorst)博士，《今日如何读新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页314。黄浩仪博士则认为：「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在主后52至55年停留以弗所的三年期间，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参黄浩仪博士，《天道圣经注释：哥林多前书(卷上)》，天道出版社，2002，页14-15)。
[8] 博克(Darrell L. Bock)博士，《密码在说谎：揭开达文西密码的真相》，智库出版，2005，页143。
[9] 德席瓦尔(David A deSilva)博士，《21世纪基督教新约导论》，校园书房，2013，页726。
[10] 莱特(Christopher J.H.Wright)博士，《宣教中的上帝：颠覆世界的宣教释经学》，校园书房，2011，页112-114。
[11] 哈维・考克斯(Harvey Cox)，《新时代来了，我们该如何读圣经》，基督教文艺，2017，页176。
[12] 赖特(N.T. Wright)博士，《神儿子的复活》，校园书房，2016，页772-773。
[13] 郭文池博士，《系统神学：圣经论》，宣道出版社，2010，页288-290。
[14] 斯托得(John Stott)牧师，《认识圣经的八堂课》，校园书房，2012(修订二版)，页198。
[15] 郭文池博士，《系统神学：圣经论》，宣道出版社，2010，页288-290。
[16] 黄根春博士主编，《基督教典外文献：新约篇第一册》，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1，页94-95
[17] 黄根春博士主编，《基督教典外文献：新约篇第一册》，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1，页96。
[18] 菲利普・W.康福特(Philip W.Comfort)编，《圣经的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页75。
[19] 黄根春博士主编，《基督教典外文献：新约篇第一册》，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1，页188。
[20] 罗宾逊&史密夫编，《灵知派经书(卷上)》，道风书社，2000，页152-153。
[21] 布鲁斯M.麦慈格(Bruce M. Metzger)，《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页252-253。
[22] 《雅各原始福音》8节：「马利亚在殿中就像鸽子一样被养育」，9节：「约瑟回答他道：我已有儿子」， 2节：「你(乔基姆)不配先向神献祭，因为你没有为以色列生下一子一孙」。
[23] 黄根春博士主编，《基督教典外文献：新约篇第一册》，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1，页74-75。
[24] 布鲁斯 M.麦慈格(Bruce M. Metzger)，《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页128。
[25] 黄根春博士主编，《基督教典外文献：新约篇第一册》，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1，页21。
[26] 《希伯来人福音》13节：「主把细麻布交给祭司的奴仆后，便到雅各那裏向他显现」。
[27] 罗宾逊&史密夫编，《灵知派经书(卷上)》，道风书社，2000，页183。
[28] 黄根春博士主编，《基督教典外文献：新约篇第二册》，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1，页61。
[30] F.F.布鲁斯(F.F.Bruce)，《圣经正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页154-159。
[31] 菲利普・W.康福特(Philip W.Comfort)博士编，《圣经的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页77
[32] 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教授，《读经的大历史》，校园书房，2010，页128-129。
[33] 迈克．何顿(Michael Horton)博士，《基督徒的信仰：天路客的系统神学》，美国麦种传道会，2016，页204。
[34] 阿勒特(Craig D. Allert)教授，《圣经不是从天掉下来的？》，基道出版社，2015，页251。
[35] 韦伯斯特 (John Webster)教授，《圣经：一个教义式的勾画》，基道出版社，2010，页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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