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敏雄 2008.10.12
前两周的周末，我参加了一场社区大学的研讨会。当天坐在我旁边的，是在博士班曾经教过我的一位黄老师，黄老师令我尊敬的原因很多，其中比较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总总是给学生相当大的空间发挥，不会因为自己的专长领域，就死硬地要求学生一定要跟随她的专长范围发展。
就在研讨会当天下午发生了一件事情，黄老师又做了一件令我相当感佩的事情。简单说，在研讨会当天综合座谈的时段，有一位小姐举手发言，可是这位小姐发言的内容与研讨会当天的主题并没有直接关系，感觉上她是在诉说自己如何被小人迫害，希望社会大众要更加重视道德教育之类的言论。
随着这位小姐发言时间越来越长，底下几位听众开始不耐烦，有人嘘她、有人大喊「请不要说跟社大无关的事情」，也有人干脆就叫她坐下。这样的场面让人十分难堪。
综合座谈的时间结束后，我询问身旁的黄老师是否要一起离开，没想到黄老师抱着有些怀疑却又难过的语调跟我说：「我觉得这位小姐好像是我们系上xx级毕业的系友？我记得她以前是一位相当优秀的记者，可是没想到现在精神状况可能有些问题，我要去关心一下她！」
由于黄老师不很确定这位小姐是否真的就是以前认识的那位系友，于是便很谦和地到这位小姐身旁，问她是否是xx系毕业的xxx，这位小姐回答：「是的！」就这样，黄老师邀请她到会场外聊聊，并摇手跟我示意要我先离开。
看到这一幕，我心里真的有无限地感动：一个老师对于一个已经毕业二十年左右的系友，还主动给予关心；特别是在大家都有些排挤，甚至鄙视这位小姐的场合里，还愿意不忌讳大众的异样眼光雪中送炭，更是叫我感佩。
看见身旁的亲朋好友飞黄腾达，我们很容易就想靠过去沾光，甚至想要将他们的一切成就归功于自己的功劳；即便这个人说实在跟自己没多大关联，也会想尽办法跟他沾上一点关系。简单说，「没关系也要找关系」。可是当我们看到一个弱势的友人过得凄凉，甚至被多数或广大群众看轻时，不晓得有多少人愿意主动地对他们伸出关怀的手。
同样地，我也这样反省自己：如果当天我是黄老师，当我看见一个毕业二十几年的系友因为精神状况不太好而被在场的多数人轻视，而这个系友可能跟我也不见得很熟的时候，我是否会愿意主动前去给予问候。坦白说，倘若这个人是我的至亲好友的话，我应该会上前给予关怀和慰问，可是如果是毕业二十几年的系友，甚至根本就不熟的人，我可能也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索性就扬长而去。
黄老师那天的表现着实为我上了宝贵的一课，除了她那份雪中送炭的善意外，也提醒了对于心灵方面有困难的人，我们的社会应该要多给予诚心的包容。事实上，我在社工相关领域服务的经验中也发现到，台湾社会对于肢体、智能、听觉或语言障碍者给予的包容，往往比精神障碍者还多，其中的原因除了是前几类障碍者不便之处比较明显可辨，大众对他们的了解也相对较多外，也与「精神疾病」和「偏执个性」难以清楚区隔有关。换言之，我们不太会将肢体、智能、听觉或语言障碍视为人们「自找的」，但对于精神疾病却比较容易做「个人归因」，甚至认为这是他们的个性而非疾病。
黄老师的好榜样是我心目中的「人师」，或许我短时间内还无法做到，但我把这个故事跟我的学生说，也写出来跟大家分享，期盼可以成为我们共同学习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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