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莊信德 2004.03.21
尊貴的「公投」失去其應有光環而淪落至今，實在不足為奇，除了執政黨選擇公投時機的曖昧性，與在野黨兩面手法的荒謬性之外，媒體主動偏差的噬血性格，與民眾被動認知的社會性格，都是導致公投日漸混沌的原因。我們就從這四個向度檢視公投議題，並嘗試釐清一個合宜的公投思維。
時機錯在合併宣傳
首先，就執政黨選擇公投時機的曖昧性而言，如果執政黨的政治智慧一如選舉智慧一樣高竿的話，那麼作為民進黨精神價值的公投，就應當審慎規劃､提早宣導，即便預知政治意識形態的結果，必然導致在野黨的反制，也應當運用公民教育的時間，換取民眾思想､準備的空間。
因為執政黨讓全民公投的教育時間，與這次總統大選的宣傳時間完全重疊，其結果必然引致在野黨焦點錯謬的批判﹕「公投必須和總統選舉脫勾辦理。」其實，將公投與總統大選合併辦理，不論從資源整合的角度來看，還是從國外經驗的角度分析，都是相當平常的決策，問題的焦點不應當是「合併辦理的動機」，而是「合併宣傳的危機」。
分析合併辦理的動機，所削減的是民進黨舉辦公投的正當性，但是分析合併宣傳的危機所關注的，則是公民投票的主體精神。對於嘗試建構一個屬於台灣人民的新政府，理當在承受政爭的氣度､深根教育的視野上更加提升，才能真正落實公民投票的實質價值﹗
議題有弔詭
其次，就在野黨兩面手法的荒謬性而言，一方面贊成公投的精神，另方面批判公投的議題設定，達致形式上就事論事的專業觀點，但是深究其對議題反對的理據，則是多所偏頗。
就「增加購置反飛彈設備」為例，在2000年總統大選中，宋楚瑜接受國外媒體訪問時，就曾表示反對與保留的意見，另外，在有助於強化我國反飛彈能力的長程預警雷達與愛國者三型飛彈的採購案上，立法院也多有歧異，在野黨為了反對公投而隱藏自己的立場，避免接受公投的考驗，並不誠實。
更重要的是，公投本身有作為凝聚國民共識的價值，並不因為公投議題已被政黨接受而不需要辦理。誠如1998年北愛爾蘭就和平方案交付公投，當時主要政黨對於和平方案都表示支持的態度，但是，為了團結人民的意志，仍然交付公民投票。
當「違法」成為標籤
在野黨在抵制公投的論述中，更嚴重的問題在於過度炒作「公投違法」的論述，將公投背後的主體價值，放置於政黨對決的詭譎氛圍中，而「僭越」了法律最終解釋權的大法官，不斷散佈「公投違法」的斷裂性論述，將公投主人翁需要凝聚的存在共識，置於意識形態的對決裡。
因為，只有將公投放在公民共識的前提上討論，而不是放在僭越的「違法」標語中討論，才能恢復公投應有的光環。畢竟，公投法是為了保障台灣公民而設，台灣公民不是為了公投法而設﹗
此外，本次公投的議題具有針對中共及國際社會訴求的重要意義，並不能從國內政黨的歧見而予以消除。在野黨在面對公投議題時，需要重新沉澱思考的向度，要突破「反對公投就是反對民主」的緊箍咒，就必須拋開公投的負面論述，積極建構公投的積極論述，展現出尊重公民意識的細膩教育論述，才是正確的反制之道。
報導趨向扁平化
再就一般媒體的噬血性格而言，當公投意涵的深度價值，遇到論述扁平化導向的政論性節目，往往嚴重地失去其應有的價值重量。面對爭議性事件的處理模式，媒體原本應善用的「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卻經常屈就附和於各政黨精心設計的記者會與衝突論述。鮮少有電子媒體願意削減飲鴆止渴的即時性，而追求深度報導的準確性。
這幾年來，每當靠近議題滿天飛的選舉時刻，或是重大社會事件被曲扭､放大成娛樂化議題時，都必然將引起社會大眾對媒體論述的嚴厲檢視。只是，究竟這樣的悲劇循環，是否有趨緩甚或是平息的一刻﹖答案並不存在任何浪漫的臆測或學理分析中，而是在於每一次偏差發生時，輿論能夠展現及時檢視的力度與深度。
當然，或許善用電子與平面媒體間的差異､矛盾所構成的論述平台，展開交互批判牽制的關係，方能稍抑制媒體的噬血性格。
破碎的公投論述
最後，就民眾所具有的「被動認知」社會性格而言，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認知模式，基本上沿著「意見領袖」與「議題導向」兩個路線。前者是指一般人對需要進行表態的議題，通常容易受到生活群體中，對社會議題較具有主動積極表述的人所影響﹔而後者則是指辨認議題的整體面貌過程中，受制於媒體選擇性報導的控制現象，而這兩個問題都發生在320公投論述的荒謬現象中。
由於320公投的宣傳期與競選期完全重疊，民眾認知公投的意見管道，幾乎直接取決於政治意見領袖的判斷，自然造成意識形態介入的「偏差結果」。再經由媒體競逐選舉新聞的時效性與選擇性，於是造成了民眾認識公投議題的「碎裂結果」。
如果公投真實的意涵，所指的是寶貴的公民自決意識，與公民當家做主，那麼，民眾就必須嘗試走出被動認知社會議題的習慣。至少，應當從雙方政黨與媒體論述中，進行「剝洋蔥」的認識活動，在辛辣的痛苦歷程之後，醒悟外在認識活動的虛與實，並且在積極勾勒出公投超越大選､超越政黨意識形態的圖像之後，熱情､尊貴地投下公投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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